2026年11月04日 Wed

普通读者的荔枝?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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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版:文化周刊·思想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普通读者的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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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一定令人费解,近日小恙中重读张宗子《书时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这本意趣横生的集子,我又兀自想起书中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普通读者”和“荔枝”。

  “普通读者”四个字,先是赫然出现在《小序》开头;及至全书收束,《后记》中又对之有所议论,并且还引了一段英国女文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加以申述。这是作者自谦?还是另有寄托?一个“除了愉快别无奢求的读者”(第1页)、或一个“只为自己高兴”(第273页)的读者——也即所谓“普通读者”,便是写作《书时光》的宗子先生吗?

  我于是再去重读全书《补记》关于“荔枝”的议论:

  苏轼在海南,生活简朴,除了日读陶柳,还喜欢上吃荔枝。从前他写“荔枝叹”,颇有感于杨妃的奢华,如今日啖三百,无须“惊尘溅血”,痛快的程度,杨妃也要自叹不如。天生尤物,不一定都落入红颜祸水的俗套,也许正是上苍给予诗人的安慰。苏轼的说法自然夸张,但我们不妨视为一个象征。言近意远,会心人一笑罢了。近年秋天,仿杜甫作“秋兴”八首,其中有句云:雨暗南荒频啖果,就用了苏轼的这一典故。对于我,天下无所不有的好书奇书,正是吃不完的荔枝。

  书末这段文字,看似旁枝斜逸,却让我恍然若有所思:一个“只为自己高兴”的读者,何必要感慨“雨暗南荒频啖果”呢?难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了,还是难忘“长作岭南人”的种种遭际?荔枝,既然对苏子瞻来说就早已并非什么解馋疗饥的平常水果,而恰是某种象征,那么,对宗子先生也该作如是观吧?当然,他的“吃不完的荔枝”,不是别的,乃是“天下无所不有的好书奇书”。

  于是想看看,作者读了哪些书,又到底就这些书说出了哪些苏东坡般的“满肚子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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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就《书时光》所涉及的书目而言,说张宗子先生乃是他所自谦的“普通读者”,倒也无伤大雅。他的“好书奇书”,不过是大家伙儿所熟悉的那些,并不讲究宋版明錾,也不奢望经史子集面面俱到。从《红楼梦》到《儿女英雄传》,从《西游记》到《西游记补》;再就是《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聊斋志异》《绿野仙踪》,凡所涉猎,确实都够“普通”。稍稍“不普通”一点的,也就是苏轼的《东坡志林》、钱谦益的《柳南随笔》、余怀的《板桥杂记》。即使是身在异国他乡的金元之都纽约,这些书,大概也并不难觅得。

  恐怕没有哪个对中国书有所涉猎的人,敢于说连这样的书都没看过其中任何一部。甚至说不喜欢其中的哪一部或哪几部,有时也需要些勇气。至少会被反问: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这些书都没感觉吗?

  不过,泛泛地通读是一回事,认真地把玩,又是另一回事。而认真地把玩之后,还能如张宗子先生这样“像深入一个人的内心那样深入一本书”(第3页),大概就不是任何“普通读者”所能办得到的了。对于他人来说,读书也许是平淡无奇的婚姻,是大家都有自己也不能没有的人生经历;但对于宗子先生来说,读书却是一段爱情,看似可有可无,但能否真正拥有,却取决于机会,“需要勇气,需要机智,需要激情,更重要的是,需要耐心”(第3页)。缺少了“心有灵犀”和 “缘分”,无论怎样日思夜想、山盟海誓,都绝对不行(第3-4页)。

  但这样说,显然并不意味着宗子先生在读书上主张“一夜情”式的猎艳、或猎奇。他的书目的平常与普通,便已是一个证明。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珍贵的事物最初总是以最不起眼的方式出现的,不仅不够美妙,不够令人激动,甚或比普通还普通,比平常还平常”(第2页)。正因为此,他认为,“读书还必须向另一个方向开拓:读常见书,读历代的伟大经典”(第3页)。经典经过岁月的淘洗,或许没有时髦作品的香艳动人之处,但却铅华褪尽,等待着真正的知音。经典也是那些百看不厌的平常书,每读一回,都能让细心的读者从中找到契合自己的东西。与经典之间的“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不仅不被那些晃动的彩色旗帜所迷惑,而且要善于发现那豪华落尽后的真淳。

  说到底,书目不怕平常,重要的是如何读。读者无妨普通,关键看能否真正把自己放在所读的书里,并且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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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因为本书里宗子先生所谈论的主要是稗官野史式的说部作品——而且是习见的作品,我们便认同他是一个“普通读者”,那或许并没大错;但要更进一步推论,认为“普通读者”的《书时光》也不过是一本“除了愉快别无奢求”的书、一本“为自己高兴的书”,却很难说不是中了作者的“圈套”。至少,我们不要忘记,在所有讨论说部作品的篇什之外,作者还有三篇取名《苏东坡的世界》。假如那些我们异常熟悉的小说、笔记是宗子先生的“荔枝”的话,他显然和苏东坡一样,从中品尝到的绝不仅仅是甘甜和鲜美,而更是对人生种种况味的超然领悟,以及领悟之后依然挥之不去的无奈。

  他自己特别提到的《黄州寒食》那两首诗(第188页)(此处诗名疑据“三希堂法帖”,四部丛刊本《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及清人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均作《寒食雨二首》)的偏爱,也许确非偶然。在整个文集中,《苏轼的黄州寒食》那篇文字最有激情,最富诗意,也似乎最能道出作者的“心绪之一斑”。正如宗子先生所说,苏轼虽然“天性豁达,处处随遇而安,艰难之中犹能纵谈长笑”,但还是吟出了“平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落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二首》之二)那样的诗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的“迁客”际遇,引发寓居海外十数年的宗子先生一点莫逆于心的感慨,岂非人之常情?

  ——“漂泊的因由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提升了‘故乡’、‘家园’的精神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有力的象征”(第189页)。

  而思乡情切,来自故乡的书,或许正是读书人聊慰相思的一种最好寄托吧?宗子先生在《关于苏轼传》那则文章中透露的一点消息,应该可以使我的上述猜想不至显得太荒唐:“东坡在海南,生活寂寞,惟以读陶诗韩集为消遣,视陶柳为南迁二友。我在纽约,上读孔庄,下读李杜苏陆唐宋诸公,又有机会浸淫于欧美作品,自思才不及坡公远甚,而能有这种福气,简直是罪过”(第179页)。

  罪过之说,当然是宗子先生式的幽默。但他引苏轼为跨越时空限制的知己,却是品出了“苏制荔枝”滋味后的夫子自道。宗子先生何止是在想象1082年的那场黄州大雨中苏子瞻的心情——“那流落到异乡忍受种种羞辱的诗人在漫天大雨的日子可能有的心情”呢(第195页)?故国之思之上,应该还有前文所说的精神家园之思吧?

  “思想无处为家而处处为家”,仿佛游方僧人,但它真的如宗子先生所说“什么都不依靠吗”(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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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书时光》中那些“风花雪月”的文章标题,粗心的我们确实难免不假思索地认同宗子先生那“什么都不依靠”的说法。“风清月霁之宵”吟赏着“桃花万树红楼梦”,出入于“小说奇境”,沉迷于“伥鬼轶事”,谁说不是一种轻快的、似乎无依无傍的感觉呢?何况宗子先生的文字工夫常常让人遥想《逍遥游》的天马行空、《西湖七月半》的出尘之思,而又能追摹《前赤壁赋》的疏放旷达?

  再翻开书来看,宗子先生从《西游记》中读出的是“杏花风流”和“高老庄的人情世故”;在《红楼梦》里关心的,也不过是“香菱的裙子”,以及“镜中的骷髅和巫婆的眼睛”。至于《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如何游西湖,《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怎样当福尔摩斯……所有这些,岂不真的与“思想”——那个被学院化、玄学化了的字眼无关?

  但在这些煞是好看的文字之中,却也有几处故意(或无意)露出的“破绽”,让我们看到宗子先生这位“普通读者”的真相。起码,远在哈德逊河畔的他,虽“身如不系之舟”,却绝未“心似已灰之木”(苏轼《自题像诗》)。我们甚至要说,在许多地方,他是在以周作人的笔墨,试图抒发周树人的情怀。书话文体,却有鲁迅式的杂文效果。闲笔往往不闲,嬉笑调侃之中流露出对积弊的辛辣讽刺,对知识人命运的牵肠挂肚。

  你看他怎么调侃那个色诱唐僧的“痴情女人”:“这痴情女人生早了年代,没赶上二十一世纪的大好时光,也认错了对象。”(第4页)而下面这段由楚狂接舆引发的文字,怕更是别有一番寄托吧:

  隐士出现于每个时代。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隐无疑是一种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温和无害,稍加利用,便成为熙朝政治清明的精巧雅致的点缀,所以明眼的君王总是对隐士恭敬有加。

  不必说宗子先生这是在运用什么“春秋笔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些貌似游戏性的寻常文字中,其实都蕴涵着鲜明的爱憎、反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读者”变得不再普通,他的关切也不再仅仅是自己那份或甘甜、或酸涩的“荔枝”。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之作,乃至无端的艳史,亦可以沁入“故国黍离的忧思”,并具有“些微历史沧桑感”。

  关于此,那篇关于余怀《板桥杂记》的文章《忏悔心随云雨飞》尤其值得一读(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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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子先生称道余澹心的文字,以为“略有张岱的韵味”,但对《板桥杂记》的价值却并没过誉;对有人认为该书把“江左风流的缅怀,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于一炉”的说法,他甚至有几分不以为然。将一本“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抬得太高,即使它声称旨在记“一代之兴衰”、发“一代之感慨”,也为宗子所不取。

  因为,在他看来,余怀对过去的缅怀,多少还停留在对轻衣肥马生活的留恋之上,并且把个人旧梦无法重温的痛苦放在了兴亡之感之上,境界未见得高。何况,用一部南部烟花史来承载国破家亡的责任,也实在勉强。

  而张宗子先生自己呢?对一个伟大文明的牵念和怀思,由刘彦和意义上的宗经征圣转到对小说野史的推崇;由对周孔孟荀、濂洛关闽的敬畏,转到对“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的关切,也是他的“书时光”的一部分吗?

  为什么他要在《小序》的末尾告诉我们,“有关钱柳的一些细节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陈寅恪通过钱柳姻缘写出了自己”?为什么他要说自己那篇写面对现实的、此岸的薛宝钗的文章,“非常主观,非常抒情”?为什么他要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普通读者”,又念念不忘苏轼那五味俱全的“荔枝”?

  作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同辈人,我最早看到、而至今也最难忘的张宗子的一些文章,可惜,没能收入《书时光》。我猜,也许那些文章可以告诉我们部分答案吧。

  (2026年仲秋重理旧稿于京西学思堂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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