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敦煌学新的跃迁
上世纪三十年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发出感叹:“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但是,在当时世界敦煌学的著作之林中,能够列名其中的中国学者,仅有“三数人而已”。对此,陈寅恪先生并不感到悲观,而是认为中国学者一定能够不负国宝之重、以敦煌研究“襄进世界之学术”。
九十多年后,由敦煌学家刘进宝教授主编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以八卷十三册的庞大规模,实证性地验证了陈寅恪先生的预言与期盼。
一
作为蕴含与表征丰富东方文化内涵的物质与空间实体,敦煌存在已近两千年。然而,敦煌研究却只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敦煌古迹实际上处在无人打理、自生自灭的自然状态之中。二十世纪伊始,随着欧洲东方学研究的热潮,人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里藏匿的宝藏。于是,敦煌就如同世界上的其他重大文明发现一样,既震动西方,也震撼了国人,故而立即被纳入学术视野,迅速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
“敦煌学”包含极其丰富而多样的研究内容。最初,学者们将研究集中于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浩瀚古文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古代文献仅就陈寅恪先生所简单例举的而言,即指向唐代历史、佛教教义与故事、中国文学史、中古西域文化交通,等等。其实,敦煌堪称北宋之前的一座巨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与图书馆,用刘进宝教授的话说,就是具有“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特点”。
依照刘进宝教授的定义,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实则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体,兼及敦煌史地。将这一定义进一步展开,人们会发现敦煌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其中每一个构成要素或方面,都发展出了专题研究、专门之学、专家之业。因此,一百多年来,以中外学者为核心的各色人等,针对敦煌进行了大量的勘探查访,撰写了海量的论文、报告、书信、日记、游记、诗歌、新闻报道等等。将这些广泛而丰富、散乱而繁杂的内容搜集起来,以清晰的逻辑进行分类并集中地展示出来,将其中歧异性的记载、观点考证辨析清楚,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富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所反映的不仅是一百多年来学者们筚路蓝缕研究敦煌的历程,更是敦煌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的集中释放。
因此,在我看来,《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不是一套普通的资料汇编,而是一百多年来敦煌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是任何一位想了解或研究敦煌的人都无法避开的一套学术指引与课题大全,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标识性意义和作用。
二
所谓“承前”,是说这套丛书具有“总结算”的价值和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在敦煌研究中都做了些什么,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出现了哪些重要人物,建立了哪些研究机构,开展了哪些活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发生了怎样的纠葛,与中国社会及国际局势有怎样的互动,等等,均通过这套书得到了展示。
全书分为八卷,体现了内容展示的系统性,其基本特点就是一个“全”字。具体说,就是通过专业论文、书信、编年、日志、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史实考证等类项,让读者能够主题性地走进敦煌研究的不同展厅。可以说,丛书突破了传统学术史研究以学人与学术著作为主要对象的著述格局,从客观、科学、不片面、不畸轻畸重的学术立场出发,应有尽有地展示了关于敦煌的学术研究的广泛性与关联性。
将以往的内容搜集、整理、展示出来,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前提是发现与搜讨。而发现与搜讨,又谈何容易。然而,即使做到了搜讨之全、展示之精,也不能说做到了学术上的“总结算”,而尚须在研究上富有学界公认的开拓和创新。我们看到,丛书在资料搜集与编排上的成功之外,还在研究上富有结算之功。具体说,就是对既往研究中一些具有歧义、争议或错误的史实,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考辨和澄清,达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这些研究性的成果,不仅体现在丛书的总序、说明、注释等当中,还集中性地汇编为两册《敦煌学学术史探微》。该书收录了课题组成员的42篇论文,多有细致入微的事实考订与厘清。
所谓“启后”,是说这套丛书为今后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资料基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敦煌学以其“新材料”而生发出新问题,成为一门新学问,体现出学术的时代性。随着时代发展,敦煌学的关注重点、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条件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前后时段的样态差异。从这种差异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普遍规律,那就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学术史的前后时段的不同样态,呈现的是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所谓相辅相成,是说后人必须从前人的研究成果出发,了解掌握继承前人的成果。所谓相反相成,是说后人必须与前人不一样,不能重复或抄袭前人,需要实现新的超越。总之,积薪者与居上者,二者缺一不可。恰恰在这一关节点、结合点与交集点上,丛书可以发挥弘扬前人、泽被后人的作用。今后的敦煌学研究,必然会以这套丛书为新材料,生发新问题,创造新辉煌。
三
展望未来,刘进宝教授提出,敦煌学已经进入新旧交替时期。由于资料的刊布已经基本完成,因此以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为主的研究阶段基本结束。面向21世纪,他认为既要进一步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和深入研究,又要对前一阶段的成果进行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现状进行评析,对未来进行规划和展望。很显然,在敦煌学的全球家底已经摸清、全世界的敦煌文献已被掌握的情况下,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新材料”将不复为新材料,其所谓“新问题”也会被更新的问题所取代。过去的新问题,由于材料的新,因而集中体现在文献学方面。未来的新问题,由于材料的旧,将逐渐转移到“深入研究”上来。这种深入研究的具体形式,依笔者的浅见,就是阐释学。所以,我们认为这套丛书为敦煌学研究的阐释学介入提供了资料、路标和指引。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史书写传统。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等学术史名篇。此后,学术史的书写赓续不断,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与知识传递的一条连续不断的长河。而这套书大大拓展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内涵。细言之,就是打破学案史、学派史、学人史、作品史的框格,将书写对象深化到学术社会学的层面,从而极大地突显了学术史当中的社会学元素,让我们对前辈学者的研究历程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这是一种阐释学的视角,蕴含着对未来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引导。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又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笔者认为,这篇重要讲话为敦煌学的阐释学介入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路径指导。一是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敦煌,将敦煌研究扩展为一种文化研究;二是要深入研究阐释敦煌在世界文明长河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研究敦煌;三是要通过敦煌文献来深入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也就是从新的时代性出发对敦煌文献进行全新的历史研究;四是“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也就是从哲学与思想史的维度出发,对敦煌进行哲学阐释学的揭示与阐发。
当下,敦煌学研究总体上还没有脱离文献学与语文学的格局。对此,同样应该辩证看待。一方面,即使阐释学的整体介入大获成功,文献学与语文学研究也不会消失,而是需要并必须保有其位置。在西方,阐释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但是,它没有实际上也无法消除古典学意义上的语文学。因此,这里所呈现的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迭代关系。另一方面,完全固守传统文献学与语文学的格局,显然也已不能适应21世纪敦煌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我们应为敦煌学的形态变化积极做好储备、准备。这是我的一点浅见和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