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简新韵,会通之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战国楚简陆续出土、公布,不仅成为古文字、先秦史、汉语史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也重塑了先秦文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在基础材料整理方面,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李守奎《楚文字编》(2003)、程燕《望山楚简文字编》(2007)等的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材料。在通假资料的整理上,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2008)、《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2017)、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2011)等成果相继问世。在音韵研究层面,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1998)、陈鸿《战国文字谐声系统与古音研究》(2005,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李存智《上博楚简通假字音韵研究》(2010)、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1~8)》(2013)、《清华简文字声系(1~8)》(2023)等,对战国楚简帛谐声系统或通假现象进行了有益探索。此外,陈斯鹏的《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011)在字形与音义的关联研究上也取得了进展。
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成果多重在解决文本释读的“燃眉之急”,而未能尽可能地将这些材料置于汉语语音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考察。长期以来,古文字学与音韵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始终未能结合得更加紧密,正如鲁国尧先生在为《战国楚简谐声通假大系》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追溯的,李方桂、朱德熙等学者呼吁“两结合”已有四十多年,而实践中却进展有限。杨建忠教授曾在《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的反思》(2014)一文中进行思考,而他的《战国楚简谐声通假大系》(下文简称《大系》)正是对上述困境的突破——以“谐声通假”为线索,以出土文献为基础,以音系构建为目标,将已公布的、散见于各批楚简中的谐声与通假材料进行整理,不仅为上古音的研究注入了源头活水,也为学界利用出土文献进行语言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示范。其融通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古汉语研究有着深刻的推动作用。
原始语料的甄别与整合
战国楚简材料的复杂性远超一般文献。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了长沙楚简、郭店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以及清华大学、安徽大学藏的楚简等,文字数量繁多、资料零散、字形异体现象普遍,在综合研究时往往存在释读观点不一等问题。若对原始材料不加甄别地全盘收录,则无法有效地开展研究。纵观《大系》一书的编纂,正是一次材料的甄选与整合。在材料范围选择上,《大系》系统收录了截至定稿前(2022年底前)已正式刊布的包山简、郭店简、曾侯乙简等18批战国楚简材料,有字竹简8000余枚,构建了以战国为断代、以楚国为地域、以竹简为媒介的完备的楚简数据库。在材料质量把控上,《大系》对“残缺严重、模糊不清且无明确释读”的字形一般不予收录,坚守了研究材料的基础可靠性。在材料提取上,归纳出1345个声符及其谐声系列,4236个谐声字,作者运用音韵学理论对文字形体进行深度分析,从海量、充满不确定性的原始材料中,搭建了一个结构清晰、可信度高、适用于系统音韵分析的“数据库”。
“形音会通”的研究范式
实现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的真正结合,是学术界的迫切需求。《大系》的应运而生,标志着战国楚简音韵研究“体系构建”新范式的成熟。在编纂理念上,该书不再简单地罗列材料,而倾向于探索材料的系统性整合与抓取材料内部的逻辑关联,体现了从“汇集”到“构建”的研究范式的升级。全书以“谐声通假”为纲领,以音韵学统摄,采用王力上古汉语三十部的韵部系统与十系声母为基础框架,从字形对比、通假例证、疑难考释等角度对材料进行整合,实现了从字例对照到系统音系关联的飞跃。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开创了多重互证的研究方法,设立了“谐声声系”“通假用例”“四系字形对比”及“疑难考释”四大模块,将形、音、义密切结合起来。黄德宽先生评价《大系》是“从古音学研究出发来建构谐声谱系、整理通假资料”,指出了《大系》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系统性音韵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这也是《大系》对学术界的核心贡献。
出土文献的多维“学术检视”
《大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体例设置和材料甄选上,更体现在对出土文献价值的深刻学术检视中。
首先,在对用字规律的梳理上,面对楚简用字多且繁复的情况,作者特意列表说明每一声系下的用字及异体字对应关系。如“之部”“帮系不声”下清晰呈现了“不”声系字的各种用字情况:楚简中的“不”形可读为传世文献中的{丕}{否}{背}{朋}等词,“坏”形可读为{培},“肧”“伓”等形亦可读为脊背之{背},等等,将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列表展示,为后续研究者快速掌握字与字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便利。
其次,《大系》检视的广度体现在地域字形的收录、通假字的认定、异体字的归并上。《大系》收录了秦、晋、齐、燕四系文字,对判断楚简某个谐声现象是战国普遍规律还是楚地特有特征提供了关键的参考标准。而在通假字认定上,作者并未盲从单一释文,而是参考了众多权威成果,对学术界的歧见,在给出各家释读的基础上,以“杨按”的形式给出判断,体现了作者批判性吸收的学术功力。在异体字归并上,作者认为异体字非独立声符,将其视为变体,不单立字头,附于正体之下,分行排列,避免了因字形表面杂多而掩盖音韵规律的情况,保证了所构建的1345个声符是基于音韵本身。
第三,《大系》检视的深度则体现在疑难字的考释上。作者对疑难字的考释是对传统“音形义”方法的继承。例如“伓”字,作者全面搜集了其在战国楚简文献中所有假借为他字的文献用例,并分为读倍、读背、读否、读服、读圮、读负六类,用实际文献中的字来反推其“实际读音”,使通假和音韵在具体字例中实现了深度互证。
在《大系》之前,已陆续刊布了大量的楚简文字材料,研究成果丰硕,但古文字学与上古音系的研究大多像两条平行线,未能真正实现会通。杨建忠教授《战国楚简谐声通假大系》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该书首次通过严密的编撰理论,构建了“谐声通假”体系,使二者在同一字头下互证,使散乱的出土材料转化为战国楚音系资料库。不仅回应了朱德熙、李方桂、鲁国尧等前辈学者的学术呼吁,也为后续研究树立了可参考的学术研究路径。读者可以根据该书确立的清晰主线和脉络、创新的方法和丰富的材料,向断代音韵研究、地域文字字形比较等方向进行有目的的延伸与拓展研究。
(作者介绍:刘鸿雁为宁夏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金凤为宁夏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