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英国内战期间的帕特尼辩论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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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英国内战期间的帕特尼辩论

  伦敦泰晤士河畔圣玛丽教堂中殿北墙上,镌刻着这样一段话:“英格兰最贫贱之人,其生命之价值与生存之权利,与最尊贵者无别。”这是后人为了纪念英国内战期间在此举行的“帕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而树立的铭牌。当时新模范军步兵团上校托马斯·雷恩伯勒发言的后半段是:“故此,依我之见,理固明矣:凡欲生活于某政府治下之人,必先经由其本人之同意,方得自置于该政府之下。且我确然以为,英格兰之至贫者,若从未获有发言之权,未得以其声音参与政权之建立,则在严格意义上,彼实不受此政府之约束。我亦深信,待我听闻反对之说后,必有以应之,足令诸般疑虑消释;甚而至于,若有人犹对此等道理心存疑惑,我几将疑其是否尚堪称为英格兰之人也。”这段话不仅是辩论现场最震撼人心的呐喊,更成为了后世理解英国现代政治的经典名言。

  一、“帕特尼辩论”的命名

  这场辩论发生于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今天,历史学家赋予了它极高的史学价值,将其视为英国乃至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发生之初,这场辩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出版于1647年的时事报刊《温和情报员(The Moderate Intelligencer)第137期在报道10月28日的动态时仅提到:当天“在帕特尼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会上辩论了极为重要的议题”。内战期间的其他“新闻书”对28日、29日辩论内容的报道也十分晦涩,认为在“军队总委员会的后续决议”明朗之前,细节“不宜公之于众”。直到19世纪末,威廉·克拉克爵士在辩论现场用速记记录的手稿“克拉克手稿65号”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被发现,学界才有了研究普特尼辩论的核心史料。

  这些宝贵的原始记录在尘封了两个多世纪后才重见天日。1891年,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哈丁·弗思编辑出版了《克拉克文集》(The Clarke Papers),第一卷收录了帕特尼辩论以及雷丁(1647年7月)和白厅(1648年)的辩论记录。但无论是在序言还是正文中,弗思都未曾使用过“帕特尼辩论”一词,而是将其归入“1647年10月28日于帕特尼举行的军队委员会会议”这一篇章之下。“帕特尼辩论”在当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概念。随后塞缪尔·罗森·加德纳在其1898至1901年间出版的巨著《1642—1649年大内战史》(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642–1649)中,虽对“在帕特尼教堂举行的军队委员会会议”作了详尽考察,也依然没有使用“帕特尼辩论”这一称谓。直到1938年,伍德豪斯在《清教主义与自由》(Puritanism and Liberty: being the Army Debates[1647-9]from the Clarke Manuscripts with Supplementary Documents)一书中正式使用了“帕特尼辩论”,这一历史标志性术语才最终被固定下来。

  二、帕特尼辩论的缘起

  帕特尼辩论发生在英国第一次内战刚刚告一段落之际。议会军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了国王查理一世,但胜利者阵营内部对于“战后如何重建国家”以及“如何处置国王”产生剧烈分歧。以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女婿亨利·爱尔顿为首的新模范军高层(grandees,也译为“大人物”),主张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的传统框架,维持有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然而,在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普通军官、底层士兵以及激进组织“平等派”(leveller)对此强烈不满,因为17世纪中叶爆发的英国内战极其惨烈,“导致约20万军民丧生;若按当时的人口比例计算,其伤亡率甚至超过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如此惨痛牺牲的士兵们坚信自己绝非任人驱使的雇佣军,而是响应呼召为“人民的自由与上帝的事业”而战的士兵。

  1647年10月,军队内部发布了一份题为《军队状况之真实陈述》(The Case of the Armie Truly Stated)的激进小册子,由五个骑兵团选出的代表,即“代理人”(agitators,当时也被称为“鼓动者”)提交给新模范军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这份文件既严厉批评了军队高层的妥协倾向,又表达了普通士兵的切肤之痛。这些代理人沉痛地写道:“我们目睹了这个王国与这支军队(其中囊括了举国上下所有的家庭)所构成的宏伟大厦正陷入火海,即将被奴役、混乱与毁灭吞噬;而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自由——那是用无数财富与鲜血换来的代价——正被强行从手中夺走。”另一方面,议会则急于在和平到来后解散军队。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需要依赖高额税收维持,不仅极不受欢迎,且驻扎大军也引发了民众恐慌。然而,军队被拖欠高达约300万英镑的薪饷,在欠薪未解决前强行解散军队,进一步激化了军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

  以约翰·利尔本、约翰·沃尔温和理查德·欧弗顿为核心的平等派领袖,以及他们在军中的重要盟友约翰·怀尔德曼,最初主要以小册子写作介入公共论争,主张信仰自由,但在面对长老派主导的议会严厉拒绝宗教宽容时,他们开始质疑整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力运行方式。他们在宣扬平民立场的小册子中明确声称,自己代表的是“穿着补丁的普通士兵”以及所有英格兰劳动阶层的利益。他们主张“人民主权”,强调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主张废除上议院、实行一院制,并重新分配议席,实现两年一度的定期大选。在选举权范围上,他们内部虽有争论,但普遍倾向于大幅扩大选民基础,部分激进者甚至支持全体成年男子的普选权,并对法律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1647年10月,平等派将这些核心思想提炼为一份宪政草案——《人民公约》(An Agreement of the People)。《人民公约》在军中印发后被提交至军队总委员会,成为随后帕特尼辩论的核心讨论文本之一。

  三、激辩与交锋:帕特尼辩论的核心议题

  帕特尼辩论的初衷,是为了化解军队高层与士兵代表之间的深刻分歧。辩论紧紧围绕军队高层此前草拟的旨在与查理一世达成和解的《建议要纲》(The Heads of the Proposals)展开,并延伸至新政治秩序的建立原则、王权与议会两院的权力分配,以及如何处置国王这一最敏感的问题。在威廉·克拉克留下的现场记录中,不仅有高层将领的发言,更保留了许多无名士兵与独立派代表的发言。委员会的速记秘书有时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能以“穿浅黄色外套的人”或“贝德福德人”(此人有贝德福德口音或佩戴贝德福德军团标志)来标记这些平民发言者。由于总司令费尔法克斯抱恙缺席,时任骑兵副司令的克伦威尔实际担任了辩论的主席与协调者。

  在选举权议题上,亨利·爱尔顿将军代表军官高层做了明确的声明。他虽承认人人应享受法律下的自由,但坚守传统精英观念,主张只有“在王国中拥有固定且永久利益”(即不动产或土地)的财产所有者才应享有投票权。与此形成鲜明对立的,正是托马斯·雷恩伯勒那段振聋发聩的发言。当爱尔顿不断强调宪政传统与历史先例的重要性时,骑兵军官爱德华·塞克斯比则痛斥一味拘泥于先例的做法,指出士兵不满的根源在于:“我们费尽心机只为取悦国王,依我看,除非我们自刎以谢,否则绝难令他满意;我们又竭力支持一个支柱已然腐朽的机构——我指的是那个由一群腐败议员组成的议会。”针对雷恩伯勒等人的激进主张,爱尔顿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质问:若赋予没有任何财产的多数人投票权,占多数的无产者是否会通过立法手段剥夺有产者的财产,从而彻底破坏私有制与社会秩序?平等派代表马克西米利安·佩蒂表现出现实的政治妥协,同意那些“依赖他人领薪的仆役”以及“依靠社会救济维生的贫民”不享有投票权,因为其意志可能受制于雇主。这一妥协,既体现了17世纪思想的时代局限,也凸显了辩论现场激烈的博弈。

  作为辩论的主持者,克伦威尔极力强调军队团结,并成功化解了针对他与爱尔顿“私下通敌谈判”的指控。面对平等派彻底抛弃国王与现有议会的激进的《人民公约》,克伦威尔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说服委员会否决了这份草案,转而采纳了一项较为折衷的方案:由军队向“长期议会”施压,要求其在重新分配议席并承诺定期大选后解散,并将选举权适度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公民及在纳斯比战役前参军的士兵。

  然而,随着辩论在11月1日后走向深入,焦点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国王的立法否决权,乃至是否应当废黜甚至处决查理一世。克伦威尔坦言“我们都了解国王带来的危险”,但他坚决反对将国王或君主制本身等同于“上帝必然毁灭的对象”。他援引《旧约》指出,以色列人在各种政体下皆有善恶,不能因一个糟糕的国王而全盘否定君主制。尽管克伦威尔的耐心逐渐耗尽,但他当时依然认为废黜国王在政治上既不现实,也不明智。虽然他不赞同曼彻斯特伯爵“我们就算打败他(指国王,笔者注)九十九次,他仍旧是国王,他的子孙后代仍旧是国王,我们永远只能臣服,但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会被绞死,子孙成为奴隶”的说法,但仍不同意处死国王。最终,在11月8日,随着军队高层出于军纪考量强行命令士兵代表返回驻地,帕特尼辩论在悬而未决的张力中降下帷幕。

  但教堂内辩论的终止并没有停止平等派的抗争。1647年11月15日,在新模范军于魏尔附近的科克布什原野(Corkbush Field near Ware)举行的阅兵式上,数个骑兵团的士兵在帽檐上插着《人民公约》以及写有“英格兰的自由,军队的权利”的标语进行抗议。克伦威尔亲自骑马冲入军队中,强行摘下士兵帽檐上的标语,用铁血手腕强行恢复了军纪。圣玛丽教堂里的思想火花,最终在阅兵场上的枪声中画上了句号。

  四、帕特尼辩论的历史意义

  帕特尼辩论最直接的后果,是彻底打破了军队高层与国王妥协的幻想,深刻改变了内战的后续走向。辩论中激发的激进思想迅速在军队蔓延。托马斯·哈里森上校已公开称国王为“嗜血之徒”并要求对其追责。1647年11月11日深夜,极度恐慌的查理一世潜逃出汉普顿宫,逃往南部怀特岛避难。国王的出逃与随后的第二次内战,彻底葬送了温和派的妥协方案,直接导致了1648年军队对议会的“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以及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和英格兰共和国的诞生。

  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帕特尼辩论被公认为现代政治理念演进史上的奠基性时刻。平等派通过雷恩伯勒之口发出的呐喊,确立了“政府合法性源于被统治者之同意”的天然人权观。这一思想比约翰·洛克在《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的系统阐述早了四十余年,标志着西方政治思想史从传统特权向现代权利的伟大跨越。平等派起草的《人民公约》也被诸多宪政学者视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草案之一。

  然而,帕特尼辩论最动人之处,或许还在于1647年那个深秋在军队内部所展现出的平等精神。若无英国内战所激发的思想解放,很难想象像威廉·艾伦这样身份低微的普通骑兵能获准与国家将领同桌而坐、就治国方略发表见解;也很难想象像爱德华·塞克斯比这样的基层,竟敢当面斥责自己的最高指挥官,甚至痛责国王与议会。帕特尼圣玛丽教堂里那种粗犷、坦诚而又平等的辩论之声,正是现代政治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源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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