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变局透视——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英译本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史观与史料、新史学与新汉学之间的百年对峙,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学术演进逻辑?自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提出“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学科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陈启能指出,我国提出“史学理论”时,西方还没有使用此概念,当时比较接近的是“历史哲学”,可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除了个案研究层出不穷外,贯通研究也备受关注,其中王学典、陈峰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通过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成就,为新时代史学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提供学术支撑。这部在学界已获广泛认可的重要著作,如今作为国社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仅为英语世界提供了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变迁的权威指南,更以其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洞察力,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之作,无疑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海外的发展大有裨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版本将该著作的英文标题翻译为Chines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而李莉文教授牵头翻译的英文著作标题为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e Hundred Years of Changes and Return of New Historiography and New Sinology,其中“历史学”翻译为historiography,更能准确体现中国语境下的历史学的内涵和深度,强调“史学史”或“史学方法论”,充分体现了中华学术外译的核心要义,即充分展示中国史学、哲学的智慧和力量,并有效传递给世界。
本书最核心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贯通百年中国史学演变的分析框架。作者将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作为主线,把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划分为三大阶段:1900至1929年间“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交替;1929至1989年间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及其主流化;以及1989至2000年间“国学热”中兴起的史料学复兴与新史学的回归。这一解释框架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史学流派之争视为方法论的差异,而是深入到历史学本体论层面进行剖析。
本书的学术影响力之一体现在其对海外中国学的回应与对话。二十世纪西方中国学研究形成两条清晰脉络:一是注重语言文献考据的欧洲传统汉学,与乾嘉学派在方法论上具有相通性,代表学者有伯希和、高本汉;二是属于区域研究范畴的美国中国学,以费正清为代表,强调跨学科整合与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伴随着时代的推进,西方中国学整体完成了从欧洲古典汉学向美国区域研究范式的转型,贾德纳的代表作《中国传统史学》(1938)、费正清与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1973)、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1990)等经典著作,正是这一范式更迭进程中的代表性成果。本书所论述的中国本土史学“史观派”与“史料派”之争,实际上与西方中国学的这一范式转换形成了共振,这也是本书能够与海外学界形成有效对话的核心支点。
作为一部面向英语世界的学术译著,本书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译著在引言前添加了“发音与音译”部分,着重指出本翻译主要采用拼音系统对中文术语、短语、专有名词及标题(期刊文章和书籍除外)进行转写,以避免影响文本的流畅性。选择拼音是因为其在现代学术和教育语境中得到了广泛采用和标准化,能为中文的转写提供一种统一且易于使用的方式。在引文中,偶尔会使用威妥玛拼音系统,尤其是在历史学术研究已确立使用该系统的场合,例如T’ao Hsi-sheng’s 陶希圣(p. 113)。这种双系统的方法既兼顾了现代规范,也尊重了早期著作中常见的历史偏好。书末附有中英文对照词汇表,收录了关键的史学概念、学派名称、重要著作等,为英语读者提供了便捷的参照工具。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既可满足专业学者的研究需求,也有助于一般读者克服文化障碍。
在学术话语的转换方面,译者的处理颇具匠心。原著中大量涉及中国史学传统的关键概念,如“新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公理公例”“考证”“考实”“考辨”“史识”“层累说”等,都需要在英语语境中找到恰当的对应表达。从译文质量来看,译者较好地平衡了学术准确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译文对梁启超的“新民”思想(New Citizen Thought)、胡适的“疑古”(Doubting Antiquity)、“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整理国故”(Organising National Heritage)、傅斯年的“史学只是史料学”(Modern historiography is nothing but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p. 46)等核心论点的处理,既忠实于原文精神,又符合英语学术界的表达习惯。
博睿学术出版社作为国际知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将本书纳入“博睿中国人文著作系列”(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本身就是对其学术价值的国际认可。该系列由张隆溪、施耐德担任主编,收录了主导中国人文学术走向的著作。出版英文版本,令中国学术著作为国际学术界所知,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施耐德教授在采访中提到,从选书开始,原则就很清楚,翻译绝对是按照原文,一字不易,除非是依据作者本人的意愿,或是为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才会加以删削;不会因为接受任何外来的资助而去影响内容的呈现;翻译是很重要的桥梁,许多不懂中文的学者都从这个系列的出版品中受益。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对百年史学变迁的梳理,更在于其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的启示。作者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置于全球史学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指出新史学所代表的“以社会科学治史”的取向,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在理念上高度一致;而史料派的客观主义史学,则与兰克学派在精神上一脉相承。这种比较视野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史学的特殊性,也揭示出中国史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可能性与路径。王学典教授研究团队深耕中国史学及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不断提升中国传统人文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增强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英译本的问世,为英语世界理解中国百年学术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窗口。它以扎实的史料基础、敏锐的理论洞察和清晰的叙事框架,展现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性重构的能力。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彰显。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