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政治经济学的布吉伍吉

——评《纵横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9 国际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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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政治经济学的布吉伍吉

——评《纵横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工业史之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后发大国的追赶进程往往推动社会科学,特别是具有政治经济学色彩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国的崛起与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关系广为人知,美国的赶超与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的发展互为表里,日本的战后跃迁为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提供了全新素材。这些事实意味着,中国的追赶实践也应该带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更新。但是,关心这一领域的研究的读者大概会同意,相关突破尚未全面完成。

  理解上述现象,不妨从两个问题切入。

  一个问题关乎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经济学往往被等同于理论经济学。但是,政治经济学其实有更为细密的构图。在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那里,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在日益数学化之后,经济学逐渐从斯密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之中独立出来。但是,关于政经社互动的政治经济学并未消失,而是在政治学等学科之内存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两大当代分支自此出现。不同国家对于外部冲击的回应成效差别引发了关于各国经济政策及其制度根源的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由此发轫。同时,国际因素对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凸显,相关研究汇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然而,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分支随后独立发展。在今天的学科体系之中,比较政治经济学被视为比较政治学的一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成为国际政治学的核心。

  另一个问题涉及中国追赶进程的底色。与德美日一样,中国的赶超进程植根于国内改革,农业领域的包产到户和工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即是其中的典型。不同于德美日,中国的赶超进程与始于二十世纪末期的大规模全球化密切相关,改革初期的“三来一补”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外资进入影响巨大。于是,在整体上把握中国追赶进程的尝试需要将国内改革与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在以国内改革起步、借助全球化发力之后,中国并未如依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为国际资本控制,而是逐步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源自创新政策领域的自主创新即是这种主体性的体现。因此,对于富有雄心的研究者来说,关于中国实践的综合性研究不但需要整合国内改革与国际因素,而且应该涵盖国内改革与国际因素的关系的变化。在日益专业化、碎片化、短期化的学界,这样的工作自然被视为畏途。

  在这样的背景下,《纵横之间》的作者从学理上整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基础,而这种整合不禁让人想起风行于上世纪前半期的一种钢琴演奏手法——布吉伍吉(Boogie-woogie)。

  布吉伍吉特色鲜明:钢琴家的左手沉稳,输出稳定节奏;右手富于变化,演绎灵动旋律;左右手既分工又合作,展现基调稳定、富于变化的乐曲。这种高难度演奏方式曾经风靡一时,几何抽象艺术的先驱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也是布吉伍吉的爱好者。说起蒙德里安,人们最容易想起的大概是那幅经常被用作书籍封面的《红黄蓝的构成》。如果说《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的标志性符号,那么他在晚年创作的《百老汇布吉伍吉》更能体现他的美学追求:用简洁线条和活泼色块来表达现实世界的内在秩序。在画作《百老汇布吉伍吉》中,蒙德里安将作为音乐形式的布吉伍吉视觉化——以平稳的横竖网格为主,不规律地间以多个稍大的灵活色块。前者对应的是左手发出的稳定节奏,后者代表的是右手送出的灵动旋律,节奏贯穿旋律。

  一如布吉伍吉要求钢琴家技艺娴熟,整合政治经济学的两大分支也远非易事。完成这种整合需要熟悉两大分支的文献,洞察两大分支的联系。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纵横之间》的作者如何将重视国内制度稳定性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关注国际环境多变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整合到一起,弹奏政治经济学的布吉伍吉。

  在学术界,朱天飚属于那种从来不是主流、但是不可缺少的学者。他的学风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广泛精读文献,二是聚焦基本理论。在发表数量经常成为评价标准的当下,这种学风意味着他不可能出现在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之下,但是这种学风也让他可以完成别人不易完成的任务。

  对于涉猎政治经济学的读者来说,朱天飚的研究领域似乎仅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确实,他在二十年前出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首次全面地介绍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与核心逻辑,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朱天飚曾经同时开讲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横跨两个领域意味着需要精读的文献大增。这里的要点是精读。本书援引的英文文献近千份,经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逐条核验,整体规范,足见作者治学审慎、考据严谨。但是,熟稔文献并不意味着可以完成学理整合。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整合两大分支一直是极具吸引力的研究主题。但是,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成功地完成这种整合。究其原因,不外乎难度很高。本书成书用时超过十年,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十余年间,我多次询问进展,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有进展、没完成。在不便再问的时候,本书终于出版。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本书作者用一种费时费力、近乎笨拙但自成体系的方式完成了整合。

  抽象出两个分支的公约数显然是完成整合的可靠路径。但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长期各自发展,这种抽象并不容易。对于这一问题,朱天飚的处理方式是挖掘出贯穿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个体、社会、制度、理念五个理论主题,围绕这些理论主题将两种政治经济学连接起来。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结构清晰,坏处则是工作量巨大。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作者需要严密地论证五个命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大分支,可以分别借助国家、个体、社会、制度、理念五个关键词完成整合。这里的难点在于分支内部学派繁多,分支之间很少交叉,作者需要发现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来自两个分支的诸多理论流派实际上讨论的是同一主题。在这里,长期跨域精读的效果便显现出来。作者依托这种阅读经验展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如何共享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视角,证明了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在方法论上殊途同归,论证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结构主义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联盟理论何以同属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传统,揭示了制度与理念怎样共存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近期发展。这种写法的投入产出比很低,等于将可以支撑五本书的素材压缩到一本专著之中。当然,这种写法自然有其价值。

  作为一本理论导向鲜明的专著,本书论证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实现学理整合。尽管并未细致阐释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实践的具体方法,但是作者留下了可供延伸思考的理论线索。两大分支学科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间接地局部沟通二者的学术遗产:葛兰西霸权理论孕育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主义,克鲁格剖析关税制度与后发国家赶超的关联,阿里吉以世界体系视角研判中国发展,本书均对这些研究予以客观完整的梳理介绍。如果说本书搭建起融通两大分支的理论分析框架,前述经典研究则为依托这套综合性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研讨本土发展议题提供了参照。

  当前国内围绕两大政治经济学分支的研究仍在继续,但这一领域的基础研究却相对薄弱。本书的出版能够夯实相关研究的理论根基,推动国内该领域研究持续深化,也为后续立足中国实践开展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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