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早期全球化时代思想碰撞的珍贵样本

张西平教授的新著《白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以下简称张著)是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该书依托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易经》研究手稿、法文原著及清宫档案,将白晋置于“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互动中加以审视,不仅是一部翔实的学术传记,更是一次对早期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限度的深刻哲学反思。张著以令人叹服的文献功夫厘清了白晋研究长期混乱的文本基础,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揭示了白晋在易学数理转向中的首创之功,更以文化相遇的大历史视野审视了索隐诠释的“求同”方向与“差异”不可消弭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文献清理:
为白晋研究确立可靠的文本地基
白晋研究的首要困难不在思想诠释,而在文献归属。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易学手稿,长期处于作者混淆、篇目零散的状态。张著在文献考辨上的贡献体现为三个层次:厘清十六份易学文献的归属,锁定白晋核心文献为二十二种,进而将这批文献划分为义理与象数两大板块。这一清理工作意味着白晋研究自此有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地基,后续的学术讨论得以建立在文献归属明确的前提之上,其基础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张著文献考证的方法论自觉尤其值得注意。作者并未停留于简单的笔迹比对或内容互证,而是引入了一种新路径。暂且将其称之为“思想史的文献学”,即通过文献作者的思想体系一致性来判断归属。他判定Borg.Cin.317-2《易钥》与Borg.Cin.317-16《易钥》为白晋作品,不仅仅依据笔迹特征,更关键的是发现二者与白晋《天学本义》在思想旨趣上构成一个整体。三部文献均以“由象入理”为方法主线,以“儒耶会通”为终极关怀,这种思想层面的一致性比单纯的文字比对更具说服力。同样,判定《周易原指探目录》《周易理数》为马若瑟所作,除了笔迹鉴定之外,更重要的证据是两书中的“三一论”思想与马若瑟《六书实义》《太极略说》完全吻合。这种将文献学考证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张著的文献清理工作超越了单纯的“正误”层面,而具有了方法论示范意义。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著对“外篇”象数文献的重视。既往研究多聚焦于白晋以耶解儒的义理层面,对其外篇象数体系或浅尝辄止,或干脆付诸阙如。张著却敏锐地指出,白晋研究《周易》的重心本在外篇。他指出,白晋试图“由外入内,因象明道”,以图象数理为媒介,挖掘易学深藏的“内意”。正如白晋本人所言:“盖象者,外也;道者,内也……由外入内,因象明道。”这一视角转换不仅填补了研究空白,更重新锚定了白晋易学的方法论内核。那就是,白晋不是一名普通的《易经》注疏者,而是试图以数理逻辑重构易学诠释体系的先行者。
二、千年象数的突围:
白晋与现代数学的源流
如果说文献清理是张著的基础性贡献,那么揭示白晋在易学数理转向中的首创之功,则是该书最具原创性的学术判断。
长期以来,白晋的易学研究被贴上“索隐派”的标签,其牵强附会的“以西释中”成为学界定评。国内象数研究者向来重视汉宋象数易学的义理内涵,却始终未能认识到象数研究与中国数学传统之间的深层相容性。张著突破了这一局限,通过系统梳理《天尊地卑图》的本土渊源及其与贾宪(杨辉)三角的数理同构关系,论证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白晋实现了从传统象数研究向现代数学研究的“范式跨越”。这一论断彻底改变了白晋在思想史上的定位,也刷新了我们对易学与中国数学传统之关系的理解。
张著的论证环环相扣,层层推进。首先,考定《天尊地卑图》雏形出自宋代杨甲,定型于清代江永,证明其图式在中国易图学内部渊源有自。白晋实际上深度吸纳了中国本土易图学的发展成果,而非凭空杜撰。这一考证至关重要,它使白晋的易图学诠释摆脱了“全然以西律中”的简单指控。其次,揭示白晋以“一二三”的宇宙生成序列贯穿解易体系,通过《天尊地卑图》的三角构型将道家气化论与儒家太极衍生论加以数理统一。白晋声称“一二三”是其易学“最重要的根源和本源”,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序列,被他赋予了贯通中西哲学的枢纽地位。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天尊地卑图》与杨辉三角之间存在深层结构关联。前者第三层的三个微圆,在后者那里对应着系数“1,2,1”,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生成对应关系。白晋由此完成了从“一二三”模式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模式的数理衔接,使道家与儒家的宇宙生成论通过算学方式获得了统一。
张著更进一步指出,白晋对杨辉三角的运用并非简单的图式套用,而是赋予了这一数学结构以宇宙论的深层意涵。在杨辉三角中,每一层的数字由上一层相邻两数相加而来,这种递推关系在白晋那里被诠释为宇宙生成的动态过程:上层微圆不断“生二”,下层则在“二生三”的结构中实现差异与统一的辩证运动。当这种递推持续推进,杨辉三角所呈现的恰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倍数衍生序列。白晋将这一数学结构命名为“天尊地卑”,以数理方式呈现宇宙秩序的层级性与统一性,既符合《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经典表述,又为“一二三”对接“三位一体”提供了数理基础。他剥离了象数阐释中的道德附会与神秘主义色彩,使易学象数从依附于义理的阐释工具,真正转变为独立、纯粹的数学性结构研究。这一“范式跨越”在中国易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白晋研究本身。国内象数研究至今未能认识到的是,宋代以来象数之学与中国数学传统之间本具深层相容性。从刘牧《易数钩隐图》到程大位《算法统宗》,易学象数始终与传统算学保持着密切的互动。白晋正是站在这一交汇点上,完成了千年象数研究的真正突破。
三、文化相遇的大历史:
求同与差异的辩证
张著的价值不止于文献考据与数理重构。该书在更深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个关乎文明对话本质的理论问题:从文化相遇的大历史视角来看,应当如何评价白晋式的索隐诠释?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关涉对“和而不同”的真正理解。
从文化相遇的大历史视角来看,白晋的索隐式诠释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合理性。17至18世纪,当欧洲尚未建立起现代汉学的研究范式,当两种文明尚处于“初识”阶段,白晋试图在《易经》与《圣经》之间寻找对应关系,试图以“一二三”对接“三位一体”,其“求同”的方向在大历史的尺度上是正确的。没有这种大胆的求同尝试,就没有后续文明对话的展开空间。白晋的工作正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必经阶段。它或许粗糙,或许牵强,但它为两种思想体系找到了最初的可通约语言。正如张著所指出的,白晋式的“误读”虽有偏差,却为不同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提供了某种可通约的语言。将“天”“理”“道”“心”“太极”统统视为对同一至上者的不同命名,这种看似粗暴的等同,实则是早期现代宗教理性化进程中的一种共同趋向,是人类思想试图摆脱神话思维、走向理性的必经阶段。
然而,张著并未停留在对白晋“求同”努力的肯定上,而是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解释的限度”。白晋越是试图通过精密的数理推演缝合中西,就越是清晰地映照出两种文化深层结构的不可通约性。张著从三个层面深刻剖析了这种差异。首先,中西对“天”“上帝”范畴的根本理解差异。中国传统中的“天”更接近自生自化的宇宙秩序,而非位格化的创造者。中国传统中的“神”多与阴阳、精气、山川并置,宇宙被视为本有的秩序而非“被造”的结果。其次,儒家“四海一家”的普遍理念与森严的华夷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任何超越性的普遍主义诉求最终都必须收摄于宗法社会的世俗根基之中。再次,超越性宗教诉求与世俗伦理本位之间的结构性隔阂。天主教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普世宗教,承载着人对现实与理想裂变的想象与期待,而中国传统则将任何形式的超越性诉求收束于祖宗谱系的世俗根基之中。这些差异决定了白晋的会通尝试终究无法真正落地。
这里蕴含着理解“和而不同”的关键。孔子云“和而不同”,其真义正在于“和”必须以承认“不同”为前提。如果为了追求“和”而抹杀或无视差异,那便不是真正的“和”,而是虚假的同质化。白晋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他的“求同”尝试最终以“差异的凸显”收场,而这本身就是一个珍贵的思想启示。真正的文明互鉴,不是在否认差异中寻求虚假的同一,而是在正视差异中理解彼此的独特性,在张力中保持对话的开放性与持续性。张著正是通过揭示白晋会通实践中的“求同”与“差异”之间的张力,提醒我们反思“和而不同”的真义。文明对话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于消除差异、实现完美的融合,而在于在差异的张力中保留持续反思与对话的空间。这才是“和而不同”的真正内涵,差异不是对话的障碍,恰恰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对话值得持续下去的理由。
总而言之,张著不仅让白晋的历史形象从“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中走了出来,更以其对文明互鉴复杂性的揭示,为理解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思想碰撞提供了一个珍贵样本。白晋正是一位站在文明初识门槛上的思想探险者,他的尝试纵然未能抵达预设的终点,其留下的足迹却足以让后人不断回望与反思。文化的相遇,从来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是为了在差异中更深刻地理解自身与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