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大宋史”的典范之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迄今,在宋史学界自始至终从事宋代经济史研究并兼治辽西夏金经济史的学者,大致惟葛金芳先生莫属。葛金芳早年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是所谓“七只九斤黄”之一的爱徒。八十年代初,葛金芳在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研究上崭露头角。1991年出版别开生面的《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首次打通宋辽夏金经济史。该书特别注意吸收和集成海内外学界已有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成果,书写方式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在学界得到好评,特别是引起海峡对岸学者的关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葛金芳先生试图从整体上建立自己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阶段的理论体系,并指出需要对自己论述的各个细节都在史料上作细致的爬梳。此后,葛金芳继续深耕宋辽夏经济史,着力细致爬梳史料。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2002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2008年《南宋手工业史》、2012年《南宋全史: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卷 》(全二册)、2025年《南宋通史》(经济卷)等著作得以先后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辽夏经济通史》(全三册)(以下简称葛著)正是在这些研究论著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真正从整体上建立起具有坚实史料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经阶段的理论体系。通览葛著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其一,践行“大宋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广铭先生在宋史学界首倡“大宋史”,即宋史学者在讨论宋史问题时,应重视研究与当时前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毋庸讳言,邓先生的倡议得到宋辽夏金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无几,很多仍然是“就宋论宋”,其他政权沦为附庸;或者“就辽夏金论辽夏金”,俨然与两宋构成另一条主线;有些通史虽然将宋辽夏金政权置于一体,但依旧是各自叙述其史,似为拼图,难以真正融于一体。葛著最大突破在于,以“文明互动”与“区域整合”为核心框架,将10-13世纪中国视为一个多政权经济互动的有机整体。作者在后记中坦言:“本书是在‘大宋史’这一理念引导下写成的,如果说拙著《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是以专题研究为主,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实践‘大宋史’理念的再次尝试,本书则做了新的努力。”毫无疑问。葛著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完整覆盖宋辽夏金全部政权的系统性经济通史著作,书中不仅详述了两宋的农业革命与商业繁荣,更专章探讨辽、夏、金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与宋的互补关系。比如,它不仅看到宋朝岁币的财政压力,更会分析这笔财富流入辽夏金后,在其内部如何流通、如何塑造其统治形态。这种“去中心化”的写法,以跨政权对比的研究思路,深化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区域史、制度史等多个交叉领域的研究。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碰撞融合的动态网络,而非孤立的经济高峰。梳理古代多民族经济融合与区域发展规律,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演进脉络提供重要历史参照。
其二,体大精深、新见叠出。葛著全书22章,130万言,几乎覆盖10-13世纪中国经济史涉及的全领域,涵盖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海外贸易等全部核心经济领域。它系统引入生态环境、劳动力布局、农业生产率等分析工具,追问“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特别是着力爬梳史料,让“死”史料“活”起来的运行视角,对制度转型与技术革命的具体领域的剖析体现了深厚功力。譬如在农业部分,详析人口南迁、农具革新与租佃契约关系的成熟,精准估测宋代粮食产量。在手工业与商业部分,展现煤炭冶铁、陶瓷、造船的技术革命,厘清官营与民营手工业的消长。在赋役制度方面,专节论述“宋代摊丁入亩趋势的演进机制、内在动力及宏观环境”,是揭示传统赋役制度的转型伏笔,以为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身丁钱”逐步向田亩税归并,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免夫钱”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计田出丁”和“履亩纳钱”等制度创新,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下册,第1237-1244页)这个观点是葛金芳首次提出。他深刻把握了两税法中以资产作为征税标准的历史趋势,因而在宋代赋役制度演变研究学术史上独具只眼。
其三,社会经济走向的新启动及其定位。葛著将辽夏金和两宋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的游牧与农耕之异,概括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农奴制与租佃制之别、政治体制的领主分封制与官僚郡县制之分,使辽、夏、金社会与宋社会判然有别,并由此继续比较元朝与明朝的相似与不同,得出若从整体上看,与其将宋、元联系起来,倒不如跳过元代而将宋、明联系起来更加合理,若从社会特质上看,明朝才是宋朝的真正继承者,而元朝确与辽夏金社会有更多的同构性,因而自成一系,得出两种文明的冲撞与融合使得边地游牧文明和中原农业文明之联系日趋紧密的新见解。这种延申比较实则是为“南宋农商社会说”的历史走向张目。
在此基础上,葛著进一步为10-13世纪的中国经济定位: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经济结构亦即生产关系的部分嬗变,从而带动一年一熟向两熟制的“农业革命”过渡,而工业开采和灌钢法的推广运用催生“煤铁革命”,从而导致矿冶、陶瓷、纺织、造船、印刷和井盐等门类的迅猛发展,随之是商品经济成分在农业社会母胎中显著增长,由此工商业文明的因素加速生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商品经济和当时的农业、手工业一样,其规模和水平已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其四,宋辽夏金经济史理论体系的建构。现代经济史学科出现较晚近,且深受西方各经济学派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一度在国内成为显学。经济史对经济学理论的倚重,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尤为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宋代经济史,在前辈学者中首推漆侠、李埏,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则推葛金芳,葛金芳“视野宏阔,气魄非凡”,既继承前辈学者,又不断汲取新的经济史理论,因而研究别成格局。葛著绪论充分展现了他的新格局的诸方面。首先是前揭践行“大宋史”,将宋辽夏金经济置于三种文明的发展和交互影响进行立论,“在10-13世纪的宋辽夏金时期,已经演变为三种文明并立对峙的态势,这就是正在崛起的游牧文明、根基深厚的农业文明和势头迅猛的工商业文明”(上册,第3页)。这三种文明的关系是,两宋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外溢效应带动了长城内外各游牧文明的发展,而辽夏金游牧文明更加孔武强壮,摆脱中原农耕民族的羁縻统治,南下称王,争当东亚霸主。由此产生战乱、延缓中原地区的发展速度,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而对峙所导致的第一重紧张。两宋内部由国家权力的强化、专利税收政策的禁锢、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民营工商经济发展的瓶颈,又导致这一时期的第二、第三重紧张。三重紧张是10-13世纪中国经济在大发展的同时不能有更大迈进的主要原因,这是从正面回答国际宋史学界和中国经济史学界探讨中国为什么“未能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的有益尝试。
葛金芳在经济史理论上孜孜以求探讨宋代经济史发展的特征,其用力之勤、思考之深,莫过于他提出的南宋“农商社会”说:即新世纪初从产业演进角度观察社会经济形态的嬗递轨迹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并从三个方面阐述观察视角与存在时段、经济内涵与五个特征、运行机制。他不仅描述宋代市镇崛起、纸币诞生、海外贸易兴盛的表象,更揭示中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海陆型国家转变的深层结构。这种对“唐宋变革论”的深化,赋予经济史以思想深度。一言以蔽之:“南宋发展道路”表明历史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唐宋之际发生显著转变:国民经济由此前主要依赖农业变为既依赖农业又依赖手工业和商业,市场机制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南宋发展道路”昭示了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基本模式和应然方向,因而具有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和榜样意义。
《宋辽夏金经济通史》是迄今所见部头最大的10-13世纪中国经济史,其优长如上所揭,但也只是揭示了几个层面,尚不足以展示这部宏大著作的学术贡献。学术是公器,为了推进学术的进步,有利于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良好学术互动氛围的成长,下面提出两点可以商榷和争鸣的意见,与葛金芳先生共勉。
“农商社会”是葛金芳先生在新世纪初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此次在新近出版的巨著中作为重要学术创建又隆重推出,可见作者对此说的重视。毋庸讳言,这一观点是近年国内宋代经济史研究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提出了一个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当然从学术讨论的角度,也可以求全责备,因为这个观点虽然作者没有明言,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颇受“唐宋变革论”的启发。不过,由于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在讨论宋代社会的经济进化时就颇受西方近世经济模式的影响,商品生产繁荣促进城市商业和市场机制的发达,从而扩大积累资本和技术导致社会经济转型,其发展路线是由下而上,由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发展。但是从现今已有的研究来看,唐中叶至北宋国家通过专卖垄断市场、控制自然资源、财政货币政策等干预经济,至南宋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使得南宋发展道路“农商并重”“面向海洋”“斯密型增长”诸特征深深打上国家主导财经的烙印,南宋灭亡后宋代模式下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也告终结,“南宋发展道路”是否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基本模式和应然方向,还值得再讨论。
另外,作者在绪论中为了佐证“农商社会”的概念不仅借用了一些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观察工具,而且强调了宋代学者、政要对“农商社会”的观察和理解,但从举出的诸多事例来看,宋人理解的“农商社会”实则是秦汉以降古典文献所言“食货”的翻版。“食货”出自《尚书·洪范》的“八政”,原文排序为:“一曰食,二曰货”。具体释义是:“食”指农业生产与粮食。不仅指粮食本身,更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的政事,即“勤农业”。“货”指财物与流通。涵盖衣物、钱币、珠玉等,核心在于作为媒介“分财布利通有无”,促进货物(商品)流通,农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汉书·食货志》之“食货”即取此意。所以宋人理解的农商社会并不偏离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与打上现代经济认知烙印的“农商”并不是一回事。
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在四个方面做了新的努力,其中第二项,本书在材料布局上略于北宋而详于南宋,这是因为《宋辽夏金经济研析》和《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两本书涉及北宋的内容占2/3,此书则是南宋内容占全书的2/3篇幅了,这是纵向看”(下册,第1392页)。从作者近年致力于南宋经济史研究,提出重要的南宋“农商社会”说,这样的布局本无可厚非。但是作为通史而非个人研究论著,这样的布局还是有不妥之处,可能有损于本书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另外,作者信奉西方经济学社会决定国家的民营自由经济才是历史发展正道的理论,如北宋后期由王安石变法主导的国家垄断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取向,不是作者所欣赏的,故略而不去多述,而将重点集中在讨论“南宋发展道路”的相关史实上,这大致是葛著大量增加南宋经济史分量在学理上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学理并不能成为衡量中国历史上经济实际发展的路标。
(作者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