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与究变——关于“一话冠三史”
■施议对
近期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举办“文本的流动与传承——词学研究工作坊”。本人应邀以《正名与究变——关于“一话冠三史”问题》为题做开幕演讲。这是关于词史、词学史的书写问题。题目中的一话,指《20世纪中国填词史话》;三史指《20世纪中国填词史纲》《20世纪中国词学史纲》以及《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史纲》。“一话冠三史”表示:三史合成一话,一话贯穿三史。这是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师问学所做功课。在一定意义上讲,从师问学,就是文本的研读及创作,也就是文本的流动与传承;而史的书写,既是文本流动与传承实际经验的归纳与总结,也是词学理论创造的一种抽象与提升。
1964年,我考上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生。导师是夏承焘教授。研究方向为宋词。自此开始自己的学词生涯。当时,夏先生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及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作读本,开设“专家词”,依据苏、辛文本逐一评赏。夏先生并为设置一道论文题目。这道题目保存在夏先生日记(《夏承焘日记全编》)当中。夏先生日记记载:“(1965年)2月2日,夏正元旦。晴。今年破旧俗,不拜年。改《龙川词系年》。施生来,与散步至黄龙洞,红梅才有数朵。为说论文题可作‘宋词如何写新题材’,此古人之‘古为今用’。”“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1978年,我以研究生身份“重新报考”研究生,晋京读研。导师是吴世昌教授。研究方向为宋词。吴先生教我:读词要读“原材料书”,写文要写文章“第一篇”。不读现成解释文本,不在一百篇之外,再加上一篇,等于第一百零一篇。居京十余载,完成《当代词综》作品征集及编纂工作,并撰著词综“前言”(《百年词通论》)。“词综”编纂及“前言”撰著,中有二事值得一提:一为世纪填词文本经典地位的确立及世纪填词文本总结集的成功编纂,为中华文苑保存一代文献;二为“大当代”史观的倡导及相关人物、事件排列、组合的发凡及立例,为世纪填词有关史的书写提供指引。“大当代”史观,以1855年(清咸丰五年)为时间坐标,确立古今界限。在“大当代”背景下,对人物及事件进行定性及定位。凡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之前出生作者所创作歌词为古代词;于1855年(清咸丰五年)之后出生作者所创作歌词为今代词,即当代词。以此立论,即将20世纪中国填词所属历史时段,断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至“今天”(词综截稿年份)。以1855年(清咸丰五年)作为划分古今的依据,观点明确、立场端正,既为“大当代”背景下的中国填词定性,亦为在这一背景下五代歌词作者定位。定性及定位,构成中国倚声填词的百年历史《20世纪中国填词史纲》。这就是今天所说三史中的第一史。
1991年,由北京移居香港,并于1993年移居澳门。结识二位老前辈:梁披云与饶宗颐。做了两个访谈录:一为《梁披云自述》(未完稿),一为《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大约十年时间,于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各种形式学术交流活动。撰著《20世纪中国词学史纲》。原题《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20世纪中国词学史纲》是与《20世纪中国填词史纲》相对应的一门词学科目。就学科建设而言,填词史纲与词学史纲,均以1855年(清咸丰五年)标志古今界限,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但学科生成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填词史纲以《当代词综》领衔作者王允皙出生年份(1862年)为起始年份,以《当代词综》殿军作者怀霜出生年份(1941年)为终止年份;词学史纲以王国维《人间词话》最初发表年份(1908年)为起始年份,以王国维所创立今词学的终止年份(1955年)为终止年份。有以始,有以终。两个科目,填词史纲及词学史纲,亦即今词与今词学,其历史地位及学科性质均已确立。但自古及今,今之后,二者延伸方法及途径,亦有所不同。填词史纲,网上言其已是“可一不可再”的存在,一百年过后,再言“当代”,必须重新发凡立例;而词学史纲则强调于灭亡中重生,当20世纪中国今词学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接下来,就是21世纪中国今词学。这是填词史纲与词学史纲在史的书写上的不同之处。此外,词学史纲的撰著,亦有二事值得留意。首先是对于史才三长中“识”的认知及推举。提倡以文学的标准研究文学,并以批评模式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词学进行历史的考察。其所谓“识”,指识见。是一种“历史的见解”(胡适语),一种指导思想。其次是通过正名及究变以及分期与分类,以三个时期、五代传人的分析与综合,构建中国今词学。这就是三史中的第二史。
步入新世纪,通过对中国诗歌演进历程以及学界对于文本流动与传承所持态度所出现问题的考察,撰著《新声与绝响——施议对当代诗词论集》及《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史纲》(《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史纲》,原题《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兼谈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这部史纲的撰著,着重在于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旧体诗词的正名问题;第二,旧体诗词的生死存亡问题;第三,旧体诗词创作中风、雅、颂的比例及山林、学院、台阁三大板块的地理分布问题。旧体诗词,或称旧体格律诗,这是与新体白话诗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二者均为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产物。因为胡适之前,中国诗歌发展演变,历经唐、宋、元、明、清,诗歌中的各种体裁,诗、词、曲、赋,均以独立文体身份,立足于诗坛、文苑。胡适之前,诗仍其为诗,词仍其为词,并无所谓新体与旧体。至20世纪,胡适出现,才有新诗、旧诗的区别。但无论新体的新,还是旧体的旧,其本源都是自三百篇而来的中国诗歌。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同一源头。二者就像是中国诗歌这棵大树所生发出来的两个分支。从纵的方向看,这是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从横的方向看,这是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对立。纵向与横向,表示旧体诗词产生的价值及意义。旧体诗词所属历史时段,上自1916年(民国五年)起,下至2036年止。前者为胡适创作第一首新体白话诗的年份,后者为新体、旧体对立并存第二个甲子的终结。旧体诗词是中国诗歌古今演变最近两个甲子新体与旧体对立、并存所出现的一个特别诗歌品种。旧体诗词自胡适起,开始两个甲子的行程。第一个甲子,1916年至1976年。第二个甲子,1976年至2036年。1916年,新诗诞生;1976年,新诗鲜有成功,旧诗死而复生。1976年,第二个甲子,新诗与旧诗,各自各精彩。自1976年至2036年,新诗运程,新诗工作者另有评判,旧诗会否由死而复生变为生而复死,则当拭目以待。旧体诗词的两个甲子,第一个甲子,诗运受制于时运;第二个甲子,诗运受制于文运。外部因素及内部因素,均起到一定作用。就旧体诗词而言,从死而复生到生而复死,是否即其运程的必然?我自第二个甲子起,即十分关注这一问题。我曾以“诗词事业与事业诗词”以及“诗词运动与运动诗词”两组短语,概括当下,以为警示。并曾以诗词创作中风、雅、颂比例之是否失衡及山林、学院、台阁三大板块地理分布之是否合理,希望端正学风与文风,面对2036年的挑战。这就是三史中的第三史《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史纲》。
以上,通过正名与究变以及分期与分类,圈地为营,构建三个科目。曰:《20世纪中国填词史纲》《20世纪中国词学史纲》《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史纲》。三个科目,有始有终、正变一体,共同构成一部话史总编。曰:《20世纪中国填词史话》。这就是“一话冠三史”。三史属个别文体概念,一话属综合文类概念。就学科性质而言,作为个别文体,三史构造,虽仅为纲目,但完整规划,严密部署,相关部件已齐全,各自独立成科。依据“大当代”史观,一根红线,将三史贯穿起来,合成一个大的科目:《20世纪中国填词史话》。一部“史话”,体大思精。既是20世纪中国填词与词学历史有关人物及事件的归纳与总结,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演进过程中有关旧体与新体的变异及归正。在此背景之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本人有幸参与,并亦成为其中一分子。因此,我以个人阅读文本的经历及心得,撰此文为工作坊提供研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