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之“我”与《离骚》的作年
■周建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本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而《离骚》自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二者关系成为历来解读的难题。王逸《章句》以“平”“原”释之,“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养民也”。除了“高平曰原”解释了本传的名字关系,其他都扯远了,属于引申过度,不可信。朱熹受其影响,解释得简洁,“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可能朱熹也觉得王逸之说,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进而提出“美称”说,颇有见地。也有人说是“正则”“灵均”是“小名小字”(宋·马永卿),则更无据。
《离骚》之“我”与屈原
关于《离骚》主人公与屈原的关系,常常会出现误读的现象:或将《离骚》主人公与屈原相等同,这当然是简单肤浅的,有违屈原艺术创作的良苦用心;或认为《离骚》主人公与屈原无关的,“自我”不等于“屈原”,若割断“自我”与“屈原”的内在联系,显然是片面偏执的。的确,《离骚》主人公与屈原,是我非我,亦人亦神,不是屈原,又是屈原,若即若离,镜中水月。常常令人无所适从,一头雾水,但《离骚》主人公形象诠释,又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可以说是我们探讨屈原形象的重要参照。
本文试图通过屈原自塑的形象体系来解读:屈原分别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循吏形象、落魄憔悴的逐臣形象(尤其是《渔父》),而这两种形象又是通过极其夸张的巫化手段来完成的,带有明显的巫化色彩,甚至有意夸饰,远离真实。
《离骚》全力自塑了“循吏”形象,有诗为证:“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据此可知,屈原的形貌本来就是伟岸动人的,面容俊美、气宇轩昂、妆饰华丽、风度翩翩。然后借助神奇妙笔,将“循吏”形象做了巫化处理:长剑陆离,佩饰繁多;峨冠博带,香气氤氲;佩玉和谐,气质高华;内美修能,沉稳自如,与“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完全吻合的,这应该是屈原主要的形象。长剑、高冠、奇服、佩饰,构成特殊时代美男子的基本特征,《说苑·善说》“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庄子·盗跖》“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龙凤帛画》,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御龙帛画》,男子(巫师)峨冠博带,广袖曲裾,头顶华盖,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由此说明屈原从理智上选择了“循吏”的标准,而在心理上选择了巫风浓烈的传统形式。
屈原人生模式的特殊意义
但屈原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是自塑形象不仅着眼于外表,而是重在内在追求,一是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于是将“俗之一改”仍然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二是独立不迁。他说,“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穷困茕独,也不改弦易辙。三是上下求索。“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四是好修为常。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篇中曰好修、曰修能、曰修名、曰前修、曰修初服、曰信修,修字凡十一见。”另外,言灵修三次、修远三次、蹇修一次,全篇共十八次。代表性的有“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汝何博謇而好修兮”“苟中情其好修兮”,志行高洁,始终不断磨炼、升华、提高、完善,不论时地,不论境遇,不论得失,秉性加痴心,一往情深。
令人震撼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与屈原同时代的人相比,只有庄子可以达到三项,但他没有强烈的国家观念。这一模式,是一种境界,但很难操作很难落地,这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
屈原自塑的“循吏”形象,自建的人生模式,正是探索《离骚》作年的重要信息。屈原自塑循吏形象,建构完美模式,绝不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而是讲给楚怀王听,是最最有力的深情表白,他对怀王有埋怨有抱怨,但没有放弃,仍然充满热烈的期待。
《离骚》的“三角”人物结构
《离骚》的人物结构是“三角恋爱式”,在三角的顶端是君王,在三角的两端是“我”与同僚,屈原表白形成三条路线:第一是直接系心怀王为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与此同时,抨击群小“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进而埋怨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第二是深情表白为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时埋怨君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抨击群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第三是抨击群小为主,“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同时埋怨君王“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深情表白“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从而构成三重复奏的敷陈演义,回环往复,正如司马迁所云“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至于屈原笔下的“逐臣”形象,见于晚年之作,尤其是《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扩写为“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江潭”改为“江滨”,增加了“被发”二字,丰富了屈原的肖像:长发纷披,随风飘拂,强化了凄凉、孤独的诗人气质:诗人末路,长发纷乱,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 蒋骥则释曰:“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从此,行吟泽畔,长发纷乱,消瘦枯槁、憔悴枯黑,逐步定型为屈原的历史形象,这是对屈原本意的极度误读。毫无疑义,这不是屈原真实的临绝之相,如果《离骚》描述的“循吏”形象,是用了滤镜或者“美图秀秀”极度夸饰,那么,这里的“逐臣”形象,则是采用“丑图秀秀”,也是怨愤思虑的极度丑化或者极端巫化。
《离骚》中尽管也有各种决绝的态度,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坚定的生死抉择,只是为了强化内心、表白君王,还没有到这种完全失望、自我丑化、以丑泄愤的地步。
《离骚》作于屈原
“已壮将衰”之时
从创作心态来看,说明《离骚》作于怀王见疏不久,充满失望与怨愤,但依然抱有全力争取决不放弃的积极态度。
我们还可以通过《离骚》透露的年龄信息,也可以得到文本内证:亦壮亦老,将老未老。全诗紧迫的时间意识以“恐”字句为代表,恐,担心、忧虑,“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包括“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但“我”显然没有放弃,仍然信心满满不懈努力,当以“及”字句为代表,及,趁、趁着,“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礼记》说五十始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也就是说,六十岁是将老未老之时,又说“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说明获得重用实现理想的黄金年龄段是40-50岁之间,《离骚》主人公说,“及余饰之方壮兮”“及年岁之未晏兮”,说明还没有过50岁,处于45-50岁过渡的关键时段,所以“我”感到非常焦虑迫切,但又不失希望,充满期待,期望君王醒悟,再次信任自己,可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因此《离骚》体现的君臣关系是:亦忠亦怨,亦悲亦怨,对怀王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还没有到“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惜往日》)的地步,至于“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则是描述势在必行但行而复止,蜷局眷恋,成为忠君爱国的最高层次的表白陈词,可谓深固难徙,不离不弃,九死未悔,反复致志。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