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莎:中国所展示的一切非常新鲜又振奋人心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24年前,意大利学者米塔(Maria Rita Masci)送给李莎一本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对那时的李莎来说,读中文书尚是一次“艰辛的冒险”。但她翻阅几页,就再也放不下了。“一本书紧紧抓住你,带你前往从未涉足之地——那就像一段爱情故事,又像是一道令人不愿停歇的魔咒。”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李莎如此回忆当时的阅读感受。
她从此偏爱厚重的大部头。译完《檀香刑》,莫言的后续著作自然而然地交到了李莎手中,尤其是在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李莎享受追随作家的创作历程,当然,必须是自己喜爱的。她从不勉强翻译没有兴趣的作品。作为一位将大量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到意大利的翻译家,周围的朋友称赞她眼光独到时,李莎开心且多少有些自得,因为她找到了伯乐相马的感觉。
我很关心已在中国生活35年的李莎会不会写关于中国的书。她笑了,说,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待上一周,就能写出一本书;待上一个月,顶多写出一篇文章;若待满一年,恐怕连一句话都写不出来了。
在她的眼中,有“百千万个中国”,成百上千种面貌,根本无法一一涵盖。“这里万事万物变迁之快,这片广袤大地上人们的生活形态之丰富,令我们始终惊叹不已。有些事物我们曾以为行不通,有些体系我们觉得在自己国家根本无法适用,却见它们在这里被引入并成功运作。正因我常在惊叹之余搁置评判,也就无法将这一切付诸笔端——毕竟,我实在不知该从何写起。所以,眼下我还是专注于翻译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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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1990年您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学专业,当时中文还是少有人学的学科。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这条路?
李莎:1982年,我在伦敦学习英语,同时做些零工维持生计。后来,我在一家金融公司找到了一份真心喜欢的工作,担任临时销售秘书。当总经理助理的职位突然出现空缺时,我便提出申请,但公司规定,员工必须具备大学学位,而我只有高中学历。我意识到是时候上大学、重返校园深造了。我觉得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或德语这类“容易”的语言毫无意义。我选择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及其提供的亚洲语言课程;在阿拉伯语、日语和汉语之间,我排除了前两者,因为它们的文化对女性并不那么友好,而在中国,人们常说妇女撑起半边天。这就是我作出选择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务实的决定,源于我对未来更美好生活及环境的憧憬。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选择翻译对象?
李莎:选择翻译哪些作品,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作品是应中国或意大利出版商的邀请而翻译的——其实是他们选中了我。有些合作则是水到渠成的,比如刘震云的作品;还有一些情况是我读到了相关文章或听朋友提起,于是主动去寻找,并将其引进到意大利进行推广。不过,我必须强调一点:我从未翻译过自己不喜欢的作品。
我喜欢的头一些故事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和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都是我在亚非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授赵毅衡先生介绍给我的。他让我初识了中国当代作家——不仅是王朔和王安忆,更重要的是虹影。虹影在那段时期成了我的挚友,至今我们仍常来常往;我们的女儿彼此相识,我们也曾共度许多个夜晚,享用她亲手烹制的美味川菜。
中华读书报:您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时代”。作为一名西方读者和译者,您认为中国文学最吸引意大利读者的特质是什么?
李莎:我认为,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有很多有趣和引人入胜的方面。总体来说,我对中国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就像一个我们很久没见的老兄弟,现在又来拜访我们。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热情和活力。一切都是积极的戏剧性,充满生机,最重要的是充满期待。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旧欧洲”的人来说,对有了玩世不恭、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我什么都见过,也知道结局怎么走”的态度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如今中国所展示的一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新鲜和振奋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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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到目前为止您大概翻译了多少作品?翻译最多的是哪位作家?
李莎:我翻译过和主编过长中短篇小说一共近30本。最多的有莫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变》《蛙》《晚熟的人》《战友重逢》,以及刘震云——《我叫刘跃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一句顶一万句》《咸的玩笑》《一地鸡毛》。
中华读书报:您曾说翻译中遇到难题会去询问作家本人。
李莎:跟作家对话无疑会加深我对书中某些情节的理解与感悟。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情况:我被某个段落难住了,而只有作者本人掌握着解开其中奥秘的钥匙。这也是我只翻译在世作家的原因之一,这样我就能“亲耳聆听”作者本人的话语。用英语的说法,就是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吐自马嘴)——听取第一手信息。
中华读书报:所以这是您只翻译在世作家的原因?
李莎:对我而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生活体验——我和“我的”作家们一起吃喝玩乐。这不仅有助于我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能让我迅速进入那种特定的情绪或氛围之中。结识作家、与他们共度时光并探讨他们的故事,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兴奋与惊奇。我相信,只要能保持这份好奇心,我就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或孤独。正如我的翻译家朋友黄友义前几天说,译者永远不会退休,因为总有人需要他们翻译。
这或许就是我们不惧怕人工智能的原因吧,我们做的工作充满情感,而人工智能没有感情。借用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现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冯远征——几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AI人的眼泪是画出来的。”正因如此,它们永远无法取代真实人类的情感与温度。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增强自身能力,在那些极耗时间的工作环节(比如对我而言,就是查阅词典)节省时间,但最终的抉择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的挚友、土耳其语译者吉来(Giray Fidan)曾告诉我,可以把我的部分文本输入到Claude.it等工具中,并要求它以“李莎风格”进行翻译。问题在于,我的译文风格正如我翻译的作品那样丰富多样:既有邹静之的《九栋》——这部作品融合了回忆录、报告文学、叙事文学及诗意散文等多种风格;又有阿来的《蘑菇圈》——讲述了一位藏族妇女的故事,由于汉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她的讲述带有某种天真甚至近乎孩童般的口吻,句子简洁质朴,这种语言特质进而塑造了整部作品的叙述风格与基调。与此同时,我还在翻译王蒙的《在伊犁》,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维吾尔族语言与生活的描写,尤其是那种幽默感,让人强烈感受粗砺却又务实坦然的生活态度。因此,我想向人工智能发起挑战,看它能否在这些迥然不同的风格中辨认出我的笔触。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翻译要“熟读原著,细致剖析内容……力求做到细节翻译准确、传神,语言优美”。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翻译才算得上一次成功的“阅读”?
李莎:翻译者的命运,至少是本位翻译者的命运,就是永远不会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满足。永远不想说“停”,总是想拖延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篇文本的完美、成功的“阅读”是不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翻译的,但所有东西都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你知道,总有一些东西会“在翻译中丢失”。尽管有这个前提,我仍然可以说,一个好的翻译是尊重、敬重并妥善照顾原作的翻译,它能在目标语言的读者中建立起与源语言读者相同的感受,它能够处理非常地方化的元素,如方言、民俗、新词、幽默,而不会丢失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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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在与中国作家接触过程中对他们有怎样的印象?有没有什么样的趣事分享一下?
李莎:我所认识的中国作家当中,有的沉默寡言,有的侃侃而谈;有的性格内向非常害羞,有的则坦率幽默滑稽。
我陪刘震云去延津看他女儿拍电影,也去过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拜访阿来的父母。我和李洱之间有个笑话:他花了十年写出《花腔》,而我也花了十年翻译它——因为我添加了500多条注释以帮助意大利读者理解中国历史,结果译本的厚度竟成了原著的两倍。
我刚完成了宁瀛导演电影《民警故事》的意大利语字幕工作,影片被纳入“威尼斯经典”,相当于进入了电影节的名人堂。期间还巧遇了作家陈建功,他是《民警故事》的主要顾问,他的故事为导演拍摄这部电影提供了灵感,宁瀛把他叫做“我的恩人”。目前我正在阅读他的新作《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准备着手翻译。
我一直在说“永远不会翻译诗歌”,因为它很难,甚至有四个维度空间的享受。除了通常会欣赏听觉和语义层面乐趣之外,你还要加上优美汉字的视觉层面。如果你是用毛笔书写,你还会找到第四个维度——触感的愉悦。实际上,我刚刚也想到了第五个维度:墨香和宣纸的气味。你怎么能“翻译”这一切呢?但是当吉狄马加突然邀请我翻译一首关于他父亲的诗,并参加他在大凉山举办的诗歌节,我便由此开始尝试诗歌翻译。如今,我正与何向阳合作策划一部中意双语诗集,收录六位中国女诗人和六位意大利女诗人的作品,计划在中意两国同步出版。
中华读书报:您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有怎样的标准?可读性是否是最重要的?
李莎:可读性显然是一个考量因素——如果我读不懂或我读得烦、读不下去,就不会去翻译它。但可读性并非唯一标准,而且可读性绝对不意味“俗”。以李敬泽的中篇小说《利玛窦的钟》为例,这绝非一本易读的故事;为了翻译它,我必须查阅海量的历史资料,包括明代关于耶稣会士在华生活的记载,以及利玛窦本人于中国跟意大利教会的书信往来,还有关于紫禁城生活的日记的讲述。
贾平凹的《老生》也是如此,读起来颇有难度;为了理解书中描绘的那些神兽,我不得不深入研究《山海经》的各种意大利语和英语译本。
总而言之,一本书必须能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或者能唤起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既有观念——比如李洱在《花腔》中所传达的理念:历史是主观的,我们的过去是由虚构的故事构成的,这些故事可以根据当下人们的需求而改变。即便是纪录片也无法做到绝对客观,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导演的视角。因此,对作者所讲述内容的兴趣或共鸣,很可能是我选择翻译某本书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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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翻译过网络文学作品,类型文学在意大利似乎很受欢迎。中国文学作品在意大利的传播情况如何?
李莎:意大利读者很喜欢中国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剧,一切来自中国的网络内容都非常受欢迎。
至于类型文学,因为强调速度和简洁,我认为作者们应该更注重质量。类型文学不应该只是“廉价小说”。在各种类型文学里,我们都有甚至现在仍有大师,比如恐怖文学的斯蒂芬·金、黑色小说的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奇幻文学的托尔金、科幻文学的菲利普·K·迪克。类型文学不一定是单纯的娱乐。例如我最近在关注的,目前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现象的代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硬派(hardboiled)小说(有时我开玩笑叫它们“硬派饺子”小说)。像双雪涛、班宇、郑执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有很多,等着我们去发现。我对此非常乐观,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新趋势的种子,非常令人期待。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学作品进入意大利,意大利读者如何反馈您关心吗?意大利文学界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后是否还会跟进做相关的推介和活动?
李莎: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让意大利读者有机会听到“另一种”讲述中国的声音,同时也旨在抵消媒体广泛传播的那些负面且带有偏见的宣传。最终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为此有必要邀请中国作家来意大利访问。多年来,我们组织了几次与作家的见面会。我们邀请他们到意大利,举办文学沙龙和各类书展推介活动,并与意大利作家进行交流对话。部分意大利作家也受邀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写作项目和活动。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作家邱华栋作出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引进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作品?
李莎:我希望能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华带到意大利,向意大利读者展示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所蕴含的美丽、多元化、丰富性,人们的悲欢及其宏大与迷人的魅力。目前我正在构思一个项目——姑且称之为“旅行译者”。这个构想是这样的:我将乘坐我钟爱的中国高铁,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穿行;我会翻译那些以作家故乡为背景的作品,随后亲赴该地,与作家本人举办文学沙龙、新书推介会,更重要的是进行深度访谈。随后,我会前往下一站重复这一过程。若能涵盖五六位作家及其故乡,便可结集出版一部意大利语著作,其中既包含文学故事与访谈,也呈现当地的文学风貌。长远来看,这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系列,用意大利语全方位展现中国各地。这不仅是对这些地方的推介,更能激发意大利读者亲身来华、眼见为实的愿望。
中华读书报:在中国销量很大的作品,走出国门未必如意。作为翻译家,这一现状会影响到您的收入吗?
李莎:我向来只收取一次性的翻译费。我不拿版税因此并不了解销量。不过,既然我只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未必是最出名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有趣、最能激发灵感的——我倒也不怎么担心生计问题。眼看着自己翻译了莫言、刘震云以及许多其他成功作家的作品,朋友们都夸我眼光独到,这让我多少有了点伯乐相马的感觉。
尽管如此,无论中外,我认识的所有译者都深知并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翻译是一项出于热爱的劳动,靠它绝无发财的可能;你必须另找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或者在追求文学理想之余,穿插做一些报酬高出三倍但枯燥乏味的专业翻译工作。然而,这一切终将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画上句号。话虽如此,我依然坚信,这是一项需要恒心、韧性和长期积累的事业;最终,我们定能成功确立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作用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