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与诗性想象

■郭小聪
“我拉开厚窗帘,吃惊于/快速的云、月亮的洁净。//四点钟:楔形阴影的公园卧于/被风撕开的,大而深的天空下。”
这是爱尔兰诗人拉金的诗《悲哀的步伐》,道出了熟悉的生活感觉。当你入住某座陌生城市的酒店,黎明时分一瞥窗外的景色,是不是会有类似的新鲜感和清爽感?
这首诗因而是有兴味的,可它会进入新闻吗?显然不会,新闻关注的是事件,艺术才体验情感。早年上大学时,中文系有文学、新闻专业之分。我当时想,无论上哪个专业对写作爱好来说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真的这样吗?当我读艺术作品,特别是拉金《爆炸》一诗时忽有所感:专业框定职业,职业左右思路,人生选择的影响久而久之会从写作路向上显露出来。
《爆炸》一诗因矿难而作,典型的现实题材。在世界各地,重大矿难事件都会是新闻头条,记者往往最先赶往现场,报道也最重时效性和在场感,紧紧扣住全社会的心。相形之下,《爆炸》一诗从一开始却似乎与“咳着咒骂的话和烟斗的云雾”的煤矿工人们拉开了距离,那些胡子拉碴照常去上班的矿工,像从纪录片镜头中一晃而过,只是“阴影之乡矿井的入口”一句投下死亡的暗示。当井下爆炸发生瞬间,诗人笔下仍意外地保持着克制:地面微微震动,母牛暂时停止了吃草,太阳黯淡无光,但其他一切正常。
一次灭顶之灾,对大自然来说只是偶然的扰动。但在人间,一个矿工死亡就是一个家庭天塌地陷。最悲惨的莫过于罹难者家属,这自然会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但再深挚共情的笔触,也摆脱不了“千篇一律”的痛惜与无奈。噩运无常,落在谁头上都如同晴天霹雳,又只能独自承受。更深的绝望是,生活总要继续,当新闻不再是新闻,爆炸性效应如烟尘般散去,媒体和社会的注意力又会转向新的热点,只留下遇难者家属无尽的哀思和不幸。
命运留下记忆,记忆留住生命,当矿难成为过去,心灵仍在哭泣,人们总要通过某种方式寄托哀思,或是宗教仪式,或是艺术形式。如拉金所说:当瞬时悲伤穿过心灵谁能无声地徘徊?正是如此。在《爆炸》一诗看似漠然的忧伤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惊人的非现实场面——妻子们恍惚中见到她们的丈夫,“坐在上帝的屋子里”,“据说:而有那么一瞬间/妻子们看见爆炸中的男人/大于他们活着时的样子——/金黄如在硬币上,或不知怎的/正从太阳走向她们”。
要是在现实中,这会被视为精神强刺激后的心理幻象,尽力给予抚慰。但再怎么感人也联想不到如此奇幻的场面。而在艺术中,这样的想象是多么奇瑰、真切而绝望,堪称神来之笔。对未亡人来说,无论未来怎么样,她们的未来永远失去了。那些逝去的亡灵,她们相濡以沫的男人,平日里他们的伟岸他们的好,被遮蔽在日常琐碎中,现在忽然有如神明,“大于他们活着时的样子”,端坐天堂,金光灿灿,却可望而不可即了。
诗人布罗茨基说得好:“没有任何诗是仅仅为了讲故事而写,如同没有任何人是为了讣文而活。”一边是人间惨剧,一边是“天地不仁”的荒诞,拉金的疏离口吻正是源于瞬间的震撼与惊愕,巨大的悲伤徘徊心底终将“爆炸”。记得一本国际新闻写作教科书曾以“猛烈的爆炸”为例提醒记者们要务去赘语,写作时不妨自问一下:“有温文尔雅的爆炸吗?”诗歌也讲究炼字,但更讲求炼意。诗人托马斯·哈代一句“两千年的弥撒,/我们走向了毒气”,就够多少学术著作去阐发。同样,面对世事无常与荒诞,“爆炸”二字也在拉金笔下不断裂变升腾,升华为诗,如同对抗时间遗忘的精神花环。
人生短暂,意义何在?宇宙洪荒,生命何为?为什么人类就必须崇善尚美,向死而生?但艺术的神奇正在于它明明是冥想与虚构的产物,却能够直面真相,直抵人心。特别是罹难亡灵端坐天堂的想象,多么富于原创性。庄严!辉煌!完全地超现实,却又无比地真实。《爆炸》一诗中的人性光芒,穿越的不仅是一段新闻历史走廊,也是为人类社会生活所有类似悲剧的罹难者,投射出精神纪念碑一样的氛围和形象。正如爱尔兰诗人和学者希尼所言:在拉金诗中,“任何角度的光……将无穷尽地聚集”,它一旦矗立起来就不会被遗忘,这正是艺术无限张力之所在。
艺术创作与新闻写作亦有融通之处,经典例子应该是著名特写《奥斯威辛没有新闻可写》。我去过那里,一片愁云笼罩,据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记者罗森塔尔将新闻即视感与艺术感染力融为一体,题目本身即显示出难得的思想冲击力和人文情怀,杰出的记者写作显然也需要某种个人口吻才能穿越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