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 Wed

镕金镂玉,印证历史

——写在《中国篆刻文献集成·印史卷》出版之际

《中华读书报》(2026年10月28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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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版:书评周刊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0月28日 Wed
2026年10月28日

镕金镂玉,印证历史

——写在《中国篆刻文献集成·印史卷》出版之际

  ■徐兴无

  篆刻文献的第三次集成

  众所周知,篆刻是中国的传统艺术门类,其表现形式集篆法、章法、刀法于一体,其文化内涵融诗、书、画、金、石为一炉,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宝贵结晶。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玺印工艺就十分成熟,特别是战国以降,“官天下”的郡县制度取代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度,职官机构的“文书行政”代替了贵族君子的“口耳之治”,玺印便成为普遍实用的公私权力与信用的凭证。随着秦汉统一,书同文字,印玺制度愈加完善,加之汉字特有的形式之美,印因文显,摹印之事遂臻独造之境,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中“印宗秦汉”的艺术理念。自元明时期文人发现可以奏刀的印石,篆刻便成为中国文人创作的雕刻艺术,用以言志抒情,文因印显,并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借鉴,“书印相参”,“印外求印”,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艺术境界不断拓展,成为与书法并驾齐驱的汉字艺术。

  由于篆刻从工艺到艺术的过程比较漫长,篆刻艺术的文献编撰也晚至元明时期,一般以吾丘衍撰写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的《学古编》为奠基之作。随着明清以来篆刻艺术的繁荣,印学也随之商量培养,邃密精深,印学、印谱类文献层出不穷,蔚为大观。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篆刻学家、常熟人顾湘编辑唐宋以来印学文献30多种,刊成《篆学琐著》(又名《篆学丛书》),是为中国古代篆刻艺术文献的第一次集成。民国十年(1921),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绍兴人吴隐编辑印学著作17种44卷,以木活字排印《遁庵印学丛书》,是为第二次集成。2026年9月,《中国篆刻文献集成·印史卷》(8册)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计收入“印史”类文献20种,灰度影印,每种文献前撰写解题,全书编制书名和作者索引。《中国篆刻文献集成》还将陆续出版《印论卷》《古玺印卷》《历代印谱序跋汇编》等阶段性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推出整理后的精华编,所收文献下限至1911前后。是为中国篆刻文献的第三次集成。

  《中国篆刻文献集成》是安平秋、阚宁辉担任总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艺术文献集成》中第一个出版的系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书籍目录中,书画篆刻类文献归属分散并与现代的艺术概念不尽契合,“至今没有建构起真正的艺术文献目录学体系”(田松青《历代书目所见书画篆刻金石文献叙录·前言》),因此“中国艺术文献”这个范畴的提出,是要在“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献中“披沙拣金”,经过重新梳理,彰显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主体性,丰富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内涵。篆刻文献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是此次《中国篆刻文献集成》编纂时所欲探究、厘清的。《中国艺术文献集成》项目将为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以及文献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探索的经验和学术富矿,实现“镕古利今”(安平秋《总主编序言》)的创造性转化。

  考古与思古

  此次出版的印史类文献,大体由玉玺谱、印人传、杂史(掌故、印制流变、古代序跋、题咏集录等)三部分构成,它们不仅是篆刻艺术史、古文字学史的文献,而且是别具一格的史料或文物。古代的印玺,无论是实存文物,如金玉木角之印、“玺之于涂”(《吕氏春秋》)的封泥,还是印蜕、封泥拓影、摹刻,其实都是历史的印记,让我们借助这些印记回到历史现场去“打卡”。

  早在宋代,身为史官的欧阳修将自己收集的众多古代碑帖编成《集古录》并题写跋尾,意在“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目序》)。古玺印谱与金石碑帖异曲同工,黄宾虹《古印概论》指出:“缪篆官私印资于考史。”而由印章进入历史的方法,龚自珍最得肯綮,其《说印》曰:“官名不见于史,是亦补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则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也就是官印希望不见诸史籍,可增补其失载;私印希望见诸史籍,以想见其为人。一为考证古代的史事,一为发思古之幽情。比如本世纪发掘的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就出土了“海”字青铜印,据说是烙马的马政官印,这就补充了西汉职官制度之阙。而其中的“刘贺”“大刘信印”等玉印,让《汉书》中的废帝刘贺之名“大暴白”于我们眼前。假如我们翻开古玺印谱或印存类的文献,或许能看到“京兆尹”的官印封泥(实物现藏深圳博物馆)或一个名叫“张敞”的私印(王献唐曾藏,据《王献唐师友书札》易忠箓书札),就会联想到第一个向大将军霍光弹劾昌邑王入宫后动作不由法度的那个太仆丞。汉宣帝即位后又派他去做山阳太守监视刘贺,命他详细汇报刘贺的生活细节。他写道:“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汉书·昌邑王传》),于是心存忌惮的汉宣帝再贬刘贺至南方的豫章郡为海昏侯。张敞屡迁至京兆尹,他不仅是一个能臣,而且是古文字学家和古文经学家,《汉书·郊祀志》载其释读美阳出土的周鼎文字,《艺文志》载其“正读”《苍颉篇》中的古字,《儒林传》载其修习《春秋左氏传》。当然,他还为后世留下走马章台、为妇画眉的风流韵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典故。无论封泥上的“京兆尹”是否张敞所用之印,抑或古玺中的“张敞”是否京兆尹张敞,都会让我们想到历史中的人和事,大发“思古人之深情”。

  《玉玺谱》类的文献是“传国玉玺”的故事汇编,更能让我们抒发读史怀古之感慨。传为唐代徐令信撰写的《玉玺谱》一卷,讲述了秦始皇用蓝田玉造传国玉玺,流传到东晋的历程。渡江建国的东晋,“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北宋古文字学家郑文宝撰写《传国玺谱》一卷,从秦始皇用和氏璧造玺写至五代十国。明代史学家沈德符撰写《秦玺始末》一卷,从秦始皇写至明宣宗,他认为从曹魏时起,所谓传国玉玺皆是假造之物。综合上述传说,核以史籍,大概正史中有关传国玉玺的记载首次出现于《汉书·元后传》,其云秦王子婴降汉高祖,奉上“始皇玺”,高祖以此玺即天子位,称为“汉传国玺”。《后汉书》又载赤眉以所得传国玺绶降于光武;袁术闻孙坚得传国玺,拘其妻以夺之等事。在历代的流传过程中,玉玺不仅为汉族建立的王朝所有,也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有。西晋灭亡,玺归匈奴刘曜、羯族石勒,后被东晋购回。隋亡后流入突厥,至萧后归唐携回。考南宋陈槱《负暄野录》,五代末契丹人曾得到玉玺,欲献宋太祖,太祖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何足贵乎!”此后玉玺又由民间献出。徽宗被掳,玺入金国,再归元朝。元顺帝出亡,玺入北漠。明宣宗宣德年间,瓦剌欲献玺,明朝回复道:“前代传世之久,历年之永,皆不系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徐珂《清稗类钞》载此玺两百年后被牧羊者发现,归察哈尔林丹汗。皇太极天聪甲戌年(1634),又为睿亲王多尔衮所得。我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是不断编造的帝王受命神话,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堪称印史中的《帝王本纪》。从始皇帝到清代,玉玺传递于华夏历代王朝,不仅象征着权力符号已由封建制天子的“九鼎”转变为郡县制皇帝的印信,秦汉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是郡县制国家不同届次的政府,华夏诸多民族都将玉玺作为争夺文化正统的凭证;而宋太祖、明宣宗拒纳玉玺,又体现了中国古代可贵的政治理性。

  “托寄已可概见”

  书画家的类传,起于南朝。当数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的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和《历代名画记》所引孙畅之的《述画记》。而篆刻家的专门传记,则迟至周亮工撰写的《印人传》。周亮工(1612-1672)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艺术鉴赏家。他经历明清鼎革之际,出仕两朝,降清后虽官至布政使,但仕途曲折坎坷,两度被劾论死,其心态极为复杂,晚年“举生平著作一切焚弃”(周在浚等《赖古堂别集印人传跋》)。《印人传》三卷,全称《赖古堂别集印人传》,作于焚书之后,周氏卒后由其子周在浚等缮录,刊刻于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乾隆时,因周氏诗文有违碍语,此书被打入《四库全书》撤毁之列。《印人传》实为周氏编纂《赖古堂印谱》时为篆刻作者写的文字,故以“书某某印(图)章前(后)”“书某某印谱前”等为题,收录当时的印人六十多人,大都与自己过从交往。周在浚等《跋》记其父“惟爱玩图章不少异,更取前之所集,依人为类而鳞次之,各识其概于首,一如《读画录》之传其人之家世之里第所自,订交与夫染翰之时之地”。周氏的诗文集《赖古堂集》二十四卷刊于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周在浚《赖古堂集序》称周氏已刻书之外,尚有《印人传》等,“虽一时随笔,未为全书,然手泽依然,不忍磨灭,亦容梓之以传”。但《印人传》早于《赖古堂集》两年刊出,故此《序》当写于《印人传》刊刻之前,由此亦可知书名《赖古堂别集印人传》中“别集”乃另编之意。

  《印人传》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籍中“杂传”的内容,而且极具古文传记和小品文的风格,纸短情长,通过为时人立传,寄寓自己感慨家国变迁的情怀。1940年,抗战期间的傅抱石先生写过一篇《读周栎园〈印人传〉》(1941年刊于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117期),其中讲述随中央大学西迁途中,将所购叶铭《叶氏存古丛书》八册和康熙刻本周氏《印人传》寄存南昌一村落。因敌机轰炸,主人逃离。后请人冒险抢救,寄至重庆。《丛书》中所收四种《印人传》仅存周氏一种,而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和叶铭《再续》《广印人传》皆已散失。他“喜慰亦殊无量,陪都日处轰炸中,遇警报,辄携就壕内豆油灯下反复讽诵”。傅抱石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评价《印人传》的成就,说:“栎园与黄济叔(经)书曰:‘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始可继以汉。’是书实自有石章以来最初最重要之一章。且所传者,多曾亲接其人,亲赏其艺,以感情充沛之笔,曲曲传画。一言一事,固今日绝大资证,而论印之卓解,尤为艺林之珍。至堪玩索。”更可贵的是,傅抱石读出了其中的历史文化精神。他指出《印人传》“篇首载文信国铁印、海忠介泥印、东林书院印、父自用印、靖公弟自用印、许有介自用印章诸章,托寄已可概见”。这是说《印人传》开篇全是忠臣烈士父亲兄弟朋友的传记,为印史确立了高于现实政治的道德境界和文化根据。首篇《书文信国铁印后》写福建侯官农夫耕地发现文天祥一枚铁印,后归一老儒,有人得了疫祟,便借此印镇邪,来求的人越来越多,老儒只能“印一纸给之,传黏于户或疟者额上,亦辄愈”。周亮工借此传说感发道:“丞相死柴市,张千载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嗟夫!此亦丞相之发与齿也!丞相所谓苏武节、严将军头、嵇侍中血、张睢阳齿、颜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钦?”傅抱石又指出:“《书程与绳印章前》曰:‘近取士之额日隘,士无阶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艺,故工书画图章词赋者日益众。嗟夫,此聪明颖异之士所号为有用之才也,不遇于时,仅以艺见,孰使之然哉,亦足悲矣!’栎园身当鼎革之会,异族君临,其亦感于俯仰之间乎?”这是说周亮工深感改朝换代,人才生不逢时,出路狭窄,只能在艺术上耗费人生。可以补充傅抱石观点的是,周亮工还通过为女性印人作传寄托情怀。《书细阁女子图章前》记老寒士、印人梁千秋的侍姬韩约素擅长治石刻印,颇得梁氏之传。自己所得韩氏所治印章不到十枚,全部收入了印谱。周亮工于此叹道:“与钿阁同时者,为王修微、杨宛叔、柳如是,皆以诗称,然实倚所归名流巨公,以取声闻。钿阁弱女子耳,仅工图章,所归又老寒士,无足为重,而得钿阁小小图章者,至今尚宝如散金碎璧,则钿阁亦竟以此传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传人如此哉!”乱世女子依附不定,贵贱不能由己,但人生的意义,却能借助艺术得以实现。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傅抱石对《印人传》的评价——“不尽为印人传而实以印人传也”,因为周亮工将篆刻艺术升华为个人精神的体现。

  篆刻文献中的知识及其价值极为丰赡,但绝不局限于篆刻艺术本身。从古到今,镕金镂玉的印章,方寸之中却能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和精神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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