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优秀的创作肯定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大模型最缺差异化的个人体验。”
韩少功:我一直主张文科生要学点科学,理科生要略通人文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人工智能兴起,对人文写作、文学生产,乃至社会文化形态及文明传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怎么看?
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新书《后文明,或者新文明》里,回答了一系列大众关心的问题。他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困境,追问在机器人写诗、知识生产被算法接管的时代,人该如何自处。
这部思想文化随笔集聚焦科技与人文的互动。书中涵盖人工智能、后文明、知识生产、个人主义、阶级变迁等多元议题,既是科技狂飙时代的冷静诊断书,也是人文精神的捍卫宣言,同时为读者提供理解现代性困境的多维视角,激发对技术、伦理、社会的深度反思。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人选择随波逐流,韩少功用文学笔法书写思想议题,特有的思想锋芒和冷峻幽默,贯穿始终。
在汨罗乡下住了近25年,与农民、商人、基层干部打交道,韩少功从他们身上汲取书本上没有的鲜活经验。在他看来,知识的广度在于读书,知识的深度与活性只能在于实践。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从《暗示》到《修改过程》,韩少功保持对世界变化的高度关注,探索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命题,不回避,不敷衍。他以前瞻性的问题意识,保持着一个写作者应有的自觉。
以人为本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中华读书报:读完《后文明,或者新文明》,相信这部书对于读者来说会有很多启发。您写此书的目的是什么?
韩少功:文学本来就不仅是风花雪月和鸡零狗碎,也得有大关切、大思考。在中华文明第一轮丰收的先秦时期,哲学、史学差不多都是文学。我们不能活到现在,在人类重大事态面前,作家们反而都“不在场”了,都成了“智商洼地”。
中华读书报:1985年,您发表《文学的“根”》,随后,李杭育、阿城等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引发寻根思潮;40多年后您在《后文明,或者新文明》一书中,对高科技时代之下文明演进进行观察与诘问。为什么您总能前瞻性地发现问题并及时发声?
韩少功:40多年前,有东西方文化最全面的交融与对撞。今天呢,旧话题还没完,但无论什么文明,都受到了人工智能最狂野的冲击和重构。这成了更要命的事件。不是说文艺应该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吗?你写书给别人看,总得比常人多想点什么。这个资格,不能是白给你的。
中华读书报:这种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根源于什么?《后文明,或者新文明》“打破顺时排序的惯例”——书名中的“或者”透露出怎样的判断?
韩少功:因病立方,因事立言,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
全球文明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地缘政治、制度竞比一类还在争议之中,但大势已经清晰和定型了,各方底牌都几乎出尽,连庶民百姓也心里明镜儿似的。但老启蒙碰到了新问题。知识、伦理、社会等方面都冒出了不少新情况,甚至是超地缘、跨制度的疑难杂症。这本小书,不过是想清理和勾勒一些基础性和普遍性的母题,给自己找一条思想底线。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很重视文体创新。《后文明,或者新文明》中的文字夹叙夹议,对科技的突飞猛进予以人文关切,“构成了一种文理互补的尝试”。很想了解在这种尝试中,您有怎样的体会?
韩少功:我一直主张文科生要学点科学,理科生要略通人文。现代的知识爆炸,导致学科细分,可能有些过分,很容易造成文理互盲,进入一种智能残障。有的文科生喊“用爱发电”,怎么发呢?有的理科生吹,其实是跟着埃隆·马斯克吹,“2050年前要向火星移民数百万”——有必要吗?烧这种钱,拿去治理好非洲版图的百分之一,不是容易和实惠太多?可以看出,很多口水仗超无聊。不少权威机构的调研数据证明,恰恰是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人类的普遍智商不是提升而是下滑了,文理互盲肯定是原因之一。
中华读书报:您说当下“‘无用阶级’的阴影已开始加剧职场紧张,浮现出劳动力贬值的总体趋势”。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也曾警告:“机器人不只是取代蓝领,也在取代白领。”服务器和数据云正让很多人“丢掉饭碗”……作为最早用电脑写作、最早推动杂志上网的“科技粉”,您很早就冷静而清晰地观察到诸多问题,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您有什么建议?
韩少功:技术无罪,要看是什么人、因什么目的、如何来使用技术。石器、铁器、工业化时代都莫不如此。就你说的就业问题,我注意到有些新技术是增加就业的,比如西北大沙漠里光伏发电,同时增加了草木,恢复了自然生态,创造了新的工、农、牧业的就业岗位。这就是好技术,是以人为本的技术。相反,有些新技术,如果造成大量失业,虽从局部看,能降低人力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但就全局看,它虹吸工薪群体的消费力,加重了社会负担和危机,在经济上也是因小失大,不能不慎用、缓用。这一事态如何发展,也许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和调控。将来,哪怕人工智能有能耐接管人类所有工作,把大多数人养起来,但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啊。大家的心理健康、智能成长、生命意义等,不考虑了吗?
语言大模型既不会爱也不会死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做了一个测试:秦观的诗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中国研究院“偶得”软件的诗,30多位文学研究生都难以分辨。您认为文学如何坚持最后的防线?
韩少功: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学,其实也都平庸,人云亦云,“天下文章一大抄”而已。只是这个庞大底部,今后可能被“数字泔水”平替,由硅基智能体来提供。至于优秀的创作,我相信,肯定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大模型可以是很好的工具书,但最缺差异化的个人体验,包括不会爱,也不会死。芯片没有性别,这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图灵机没有牙痛”。另一方面呢,只要不断电,数据都能“再生”和“永生”,完全体会不了“人生苦短” “生死两隔”什么的。那么,写诗的人都知道,没有爱与死这一类核心痛点和原生情怀,你花言巧语说破了天,也只是一只电子鹦鹉罢了。
中华读书报:您引用图灵奖得主高德纳的话,认为人工智能在处理价值观、直觉、意会等方面力不从心。但很多技术狂人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这场争论似乎没有终点?
韩少功:对这事,人工智能界的大佬们也争议不休。包括前不久网上轰动的大模型“越狱”,到底是人工智能有了“意识”,开始自主捣乱,还是受制于设计者测评“跑分”的任务要求,其一再犯规恰好源自人在事前的筹谋跑偏,这些都没有共识。说实话,文科生眼下对这事没多少话语权,最好多看,多想,不必急于发声,有了事实再说。至于理科生,他们平时可能看不上文科生的想入非非,最好也不要掺和这种并无实证的猜想——那倒反而很像文科的常见病了。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提出的很多观点切中时弊、振聋发聩。比如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比如您认为精英的高学历和网络自由算不上坏事,但也可能太多“二次元”幻影,让他们的无所不知一不留神就更像一无所知。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知识太少,还是知识太多?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读书?知识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力量?
韩少功:现代人进入了高学历时代。比如中国,1949年的识字率才20%,眼下已达96%,下一步,就是大学教育全面普及。这当然是现代化的伟大成果。但随之而来的风险,是读书人在书本里泡得太多,容易脱离实际,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有些学霸可能是巨婴,连自己的生活都管理不好。碰上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把学习外包给机器,用人工智能写作业、答试题,那就更可能混成一个高学历的废人。有人说,“屏幕前的一代”本就是虚拟世界的原住民,以后就这样永远虚拟下去,不可以吗?我说,可以,但前提是得有人永远供养你,否则你终将与线下世界发生联系,终将被现实修理甚至“毒打”。
中华读书报:书中指出现代教育重知轻行,很多高学历者“不过是披着人皮的工具书”。您在汨罗乡下住了“24个半年”,是不是感触更多?
韩少功:“纸上读来终觉浅”。在农民、商人、基层干部、科技研发人员那里,有很多鲜活、精细、靠谱管用的经验,是书本中所没有的。连日常语言都是这样。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工具书能教你骂人吗?因此,一个教授可能这样骂:你好坏,你太坏了,你非常非常坏呀……但一个草民村妇,没读过什么书,倒可能骂上几个小时根本不重复,而且还没一个脏字,你服不服?这就是说,知识的广度在于读书,知识的深度与活性只能在于实践。真正的精英,一定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最善于向人民大众学习的人。
理想其实无处不在
中华读书报:2022年重庆山火中志愿者自发集结的场景在书中重现。“危机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但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危机来临,才能找回理性和道德?
韩少功:任何时代都会有贤人、智者,甚至先知先觉的“大神”,都有理性和道德的薪火相传。但一种薪火要转化成社会运动,甚至成为“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历史大势,得有特定条件,那就是社会压力、困局、危机。俗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够。”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创立基督教,佛佗创立佛教,这样说的另一面,是两千多年前的悲惨乱世选择了宗教。脱离开宗教,再看马克思点爆了19至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这样说的另一面,是百多年来弱国弱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危机,成就了马克思,倒逼出了大面积和大规模的革命需求。“事教人”,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老师。
中华读书报:您曾提到自己“好像已没心劲儿,一时找不到兴奋感”,但近两年您一直有新作出版。写作对您还有何意义?
韩少功:我现在对小说根本没兴趣。也许写了几十年,该有个“休渔期”了。但这不保证我什么时候又可能对小说上瘾。
中华读书报:《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选取了您既往访谈对话,《后文明,或者新文明》中也收入了三篇对话。为什么您如此重视对话?
韩少功:这是海南出版社去年邀请我出的一本。编辑找来了30多篇对话,我从中挑了19篇,内容上尽量不交叉不重复,也尽量保持原貌。这些“小说后台”的鸡零狗碎,卑之无甚高论,算是创作的边角料吧,充其量是些背景交代和心路留痕,有些读者可能有兴趣去“后台”探班。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说,“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在现实中找到理想”。
韩少功: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理想”确实有点遥远和奢侈。不过,这些人经常吐槽或拍砖,经常不高兴,凭什么?那肯定是觉得事情哪里不对了。那么,他们心目中的“对”,那个参照标准,不就是理想吗?这样说来,理想其实又无处不在,经常借助否定句的方式,闪现在每个人的日常。不久前,我说过,理想并不需要天天敲锣打鼓张灯结彩,那就像我们白天并不需要路灯,健康时并不需要医生。但路灯和医生不是奢侈品,有时候是需要的,还是特别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跨学科跨文体写作,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应古典文学写作,不同的是您对当下社会生存境遇的思考更丰富更敏锐。思想的深刻和广袤,敏锐的问题和反思意识,需要刻意保持吗?您如何理解今天的知识分子?
韩少功:叙事和议论是人们表达的两种方便。我是两条腿走路,怎么方便怎么来。如果一个人成天只是叙事,或者成天只是议论,可能会把他人烦死,烦得能躲多远就多远。不是吗?谢谢你的鼓励。我只是尽力保持书写的自由和日常化,避免被别人烦。我这种选择肯定也有人烦,至少是不习惯,那就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