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诗海水手的读书之路
这是一次颇费周折的采访经历。
确定采访飞白后，我先求助于飞白的高徒汪剑钊，由他出面请老师接受采访，也许会网开一面吧？没想还是遭到飞白婉拒，原因是年事已高精力所限，视力已降至“二级盲人”，多年前就宣告了封笔并谢绝采访；不仅如此，他还自称为读书“贫困户”，以前每遇采访读书话题忍不住就要诉苦吐槽，常使记者败兴而归。
但我不甘就此作罢：飞白前半生当兵三十年，后半生教书三十年，到他退休时已连续工作六十年时间，几乎等于一般人的两倍。对这位带传奇色彩的翻译家我充满好奇，忍不住就直接拨打了他的电话，却意外地一聊如故。我心想如果离得近些就好了，我一定会缠着这位幽默又智慧的老人，讲讲以往的有趣故事！聊毕，九七高龄的飞白先生竟愿意破例，配合我继续访谈了，令我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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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翻译世界多国诗歌，航迹遍四海，人称“诗海水手”。估计多数人会猜测您有丰富而独特的读书经验和经历，可是您却自称读书的“贫困户”，能具体谈谈吗？您困难的读书经历是打着时代烙印的重要记忆，能让大家更珍惜当下的阅读环境。
飞白：我一跟你对话，感觉与有些思维已程式化的记者不一样。同你还是说得来的。不过谈读书我真没有可介绍的经验，读书经历倒挺另类的，那就讲点故事吧。
小时候我家住浦东，恰在我七岁该上学的时候，日本大举侵华，主攻方向正选在浦东。日军几乎打到门前，炮火连天，夜间都看见机枪吐出的火舌了。我家仓皇出走，从此踏上漫漫流亡路，辗转九省，历时九年，到我十六岁才回到杭州家乡。其间除上过三个月初小和三个月初中外，整个学龄期间我是失学儿童、失学少年。
不过在恶劣环境下我也得到幸运的眷顾：我爸在失业一年后获得在黄埔军校教国文的教职，不久又兼任了军校图书馆主任，有此条件，他下班就常会带一两本书回来给我读。此时军校已从广州西迁广西宜山、贵州独山，在这些地方，要不是靠军校图书馆，那就真是什么书都读不到。所以我可谓得天独厚了：有书可读还没有功课压力，父母也不对我施加任何压力，我以部分时间读书，也帮忙做点家务，剩余时间就野放在大自然环境中。童年读的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翻译荷兰诗人望·霭覃（范埃登）的散文诗体童话《小约翰》。小约翰的荷兰沙丘与我童年居住的宜山小沙岭重合在了一起，难以区分。鲁迅喜爱的这本书内涵深厚，其实是成人的童话，我当时还不能真正读懂，但小约翰的求索之路使我首次感到了真正的震撼，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抗战末期我家离开军校到了重庆。发现国立图书馆在重庆，我就常跑几里路去读书。有时也在书店里站读。我兴趣广泛，读了许多杂书，除文学外也包括天文、生物、生态、有机化学等，那时的随机读书构成了我“杂家”的知识背景。
中华读书报：不过您读书应该还是有偏重的吧？
飞白：读书偏重文学源自家庭背景。我的父母都偏好文学，父亲汪静之属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写新诗的一批青年人，他的诗集《蕙的风》因爱情主题触犯旧礼教，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批判，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家则仗义执言为他辩护。之后鲁迅本着《摩罗诗力说》的主旨，又指导我父“学写新诗应当多读外国诗”。但那时外国诗还没有中文译本，而我父亲学英语之途又因经济条件受阻，最后他便把鲁迅的嘱咐郑重其事地转加到了我身上。
固然我日后译诗主要是出自爱好，但家庭影响和鲁迅的嘱咐也始终在冥冥之中推动，与外界海风的呼唤合而为一，令我难以抗拒。我小时候还读不到外国诗，那时我读书相对偏重的是小说类世界名著，这为我在战后报考浙大外国文学系预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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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没读中学就考上了浙大吗？
飞白：因没有学历，我是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备考时，我弄来中学六年的全套教材从头到尾通读一遍，还感觉这种读法挺好的：通读有连贯性，比零打碎敲地上六年课更有整体印象。只有英语和数学不能靠通读。英语需要听、说，我在抗战期间就参加过一位加拿大女教士办的“主日学”英语班，也曾与飞虎队的美军人员交往，以此解决英语入门问题，备考时则是译了一部英语小说练笔。数学要靠做题而我做得不多，考分肯定不高的。但总分平均下来还是名列前茅，获得了当年全校只有一个名额的最高奖学金，四年学杂费膳食费全免。这让我基本经济独立，也使我觉得我这样另类读书，似乎竟优于正规地读六年中学。
中华读书报：您考入浙大后读书更多了吧？
飞白：时势没有给我安静读书的机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在浙大岁月里我卷入了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读书不算多，读过一些英诗，也读过一些政治理论和革命文学，然后未待毕业就离校参加革命了。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我在部队度过了人生精力最充沛的三十年。部队生活节奏紧凑，出操、工作、训练或劳动、政治学习或开会，工作日每天十个半小时，余下星期日也要打扫公共卫生、出公差、晚上开班务会，有任务还时常要加班加点，几乎挤不出一点业余时间。而我曾在多种不同岗位上做过军事或政治工作，每次调动都须熟悉业务，压力山大，而读书成了极大的奢侈。“文革”期间还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遭林彪集团秘密逮捕，失踪多年几遭灭口，那就更不必提了。回顾起来，流亡中的十到十五岁倒成了我读书的黄金时代，以后再遇不到这样放松的读书条件了。
中华读书报：但这就使我纳闷了：在紧张的部队生活中您怎么又会开启译诗的历程呢？
飞白：我虽有爱诗之心，也读了几年外文系，但真走上译诗的道路是并无预见的，这还需要有个触发的契机。何况我在浙大只读过英诗，加上二外法语，还选修过三外德语（后因与必修课时间矛盾不得不中途放弃），没料想我开始译诗用的却是“四外”俄语。
缘由是解放后我国邀请苏联军事顾问来华，帮助我军从小米加步枪转型到飞机加坦克，并全面传授二战中苏德战场的现代化作战经验。我既是外语系出身，军事翻译就成了我在部队的第一份工作，不过使用的俄语却不得不在担任翻译过程中边干边学。
我随部队南下到了新建的广州军区，来华担任广州军区顾问团长的乐维亚金将军是红军初创时期干部，在二战中指挥过解放克里米亚、解放朝鲜等重要战役，来到中国他满怀国际主义热情，全身心投入了我国军队建设工作。我给乐维亚金当翻译的四年间，他不但在军事经验和素养上深刻影响了我，还意外地把我引上了译诗的道路。原来乐维亚金参加革命前是语文教师，见我有诗歌爱好，便向我推荐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告诉我这部卫国战争名著是诗人随着一线部队，踏着战斗火烫的脚印写成，陆续刊登在前线小报上，传遍红军每个战壕，深受战士喜爱。他积极鼓励我译成中文，相信我一定能译好，解放军战士也肯定会爱读。
中华读书报：《瓦西里·焦尔金》是您翻译的第一部外国诗名著，同时也是您“风格译”主张的初次实验吧？
飞白：是的。我当兵多年熟悉部队生活和战士语言，而《瓦西里·焦尔金》恰恰是作者用战士语言写成的，所以翻译起来感觉十分默契，得心应手。之前读者读到的外国诗译文往往比较难读难懂，不押韵不顺口甚至佶屈聱牙，突然读到《瓦西里·焦尔金》的译文朗朗上口，得到了一种崭新的感觉。其根源在于历来人们译诗只从词义出发，不是从风格出发的，而我认为，译诗的灵魂在于译出诗人在原诗中呈现的独特风格。在《焦尔金》初版的译后记里，我便套用作者的话来表达译者的追求：“也许某一个读者，手里拿着这本小书，会说：‘瞧，这是地道的汉语，虽然是诗，译得倒很通俗……’那时我就心满意足。”（作者原话是“瞧，这是地道的俄语，虽然是诗，写得倒很通俗……”）
中华读书报：除译俄语外，后来您怎么又会译不少小语种的诗？多种外语您是怎么学的？
飞白：当年经香港到广州是世界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门户，我虽是军区翻译，也经常要承担外事翻译任务，有机会接触多种外语。我学的英法俄语恰好分别属于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这欧洲语言的三大语支，旁及开去，遇到其他欧美语言大都可以略晓一二，入门不会太感困难。由于我对外国诗很感兴趣，遇到机会就有意识地零零星星学一点。我从经验中深深知道：想认真地读或译不论哪位诗人的诗，必须根据他的原作原文。因为译文（尤其是诗的译文）通过了译者的解读和“重写”，已远非本来面貌。若通过英译文读别语种的诗，就像是“隔着布袋买猫”，根本猜不着该猫是虎斑的还是三色的。我提出“风格译”，就是为了尽量把诗译得“透明”一些，努力传译出一些原诗风采，为此我总力求避免转译，要从原文原貌翻译各国诗歌。此外我对小语种怀抱热情，也深受鲁迅重视弱小民族文学的影响。
但千万不要听信“飞白精通十几国外语”的报道。那都是夸大其词，不是事实。我虽译过十多种外语的诗，但没有哪种外语堪称精通，哪怕对母语都不敢说精通二字呢！我译过的小语种更没有哪种是正经学习的，只学了点儿皮毛，阅读翻译都要靠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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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回到院校，您的读书条件应当好得多了，保证了您的诗海之航。
飞白：没错。我回院校后，先后在杭州大学（不久后重新合并为浙大）、美国乌尔西努斯学院和云南大学任教三十年，到2010年八十岁上宣布下课。论理说，在院校应该有充分时间读书了吧？结果呢却仍旧忙忙碌碌，忙于开讲世界诗歌史、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翻译学等课程，忙于做国家项目《世界诗库》，忙于事务杂务，缺乏认真读书的时间。到下课后还继续忙于整理出版教学科研成果，直到九十二岁上因视力陡降宣告封笔——当兵三十年期间从早到晚我多半在野外训练场或田间度过，日积月累眼底受烈日伤损严重，到老年发作了。这时我不再干正经事，终于有了余暇想读书，可是视力已不济了。
中华读书报：您一共连续工作了七十二年之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出版了四十八卷成果，包括译著、专著及编著。中国译协颁发给您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了。
飞白：不敢，我只是想说明我读书缺乏时间的窘困。在工作的年代里，我多么希望每周能匀出一天读书的时间啊！但这个朴素的愿望从未实现。几十年来我总在赶任务，读书也只能纳入赶任务的范畴之内，即结合当前任务快速浏览。速览虽多，但基本只是水过地皮，沾湿而已。
不过我之所以落入忙于赶任务的窘境，也得怪我自己回校后企图“面向诗海”而把口张得太大了。自从《诗海》出版，媒体和学界赠给我一个“诗海水手”的称呼，这就给我引来了接连不断的任务，其中最重的一件就是主编国家八五规划项目十卷《世界诗库》，而其中最重的任务则是填补许多大大小小的缺口。我刚才说我译诗本是出自爱好，但我后来有不少译诗（如为填补缺口译古拉丁文诗、古典荷兰文诗等）却实在是出自不得已。
我有我的苦衷。讲授世界诗歌与文化需要扩大视野，面向浩瀚诗海，这就只好在有限时间里扫描尽可能多的信息。如果那时有网络，有人工智能（AI）协助就好了，而我不得不满世界奔波，从国家图书馆到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整天钻在书库里，汗如雨下地翻寻海量图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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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历来在读书方面遇到的难题，主要归结为资源匮乏和时间短缺。这也不仅是您个人的困难。如今随着网络和AI迅猛发展，您觉得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飞白：我觉得前景非常乐观。以前找资料需要满世界奔走还不一定找得到，现在靠网络和AI就能搜集世界资料了；以前找到资料总是来不及阅读，现在靠AI协助浏览能提速无数倍。
中华读书报：进入AI时代后，各行各业都感到了巨大挑战甚至威胁。翻译行业是否也受到AI威胁呢？
飞白：这话得分开来说。我一直认为，对今日翻译必须区别对待。值此翻译需求暴涨的年代，翻译类型和标准再也不能一刀切了，应从实际出发，把翻译划分为信息型、艺术型（风格译）和功效型三类。信息型翻译是现代翻译里的大户。我在2016年出版的《译诗漫笔》中写过：“近二十年来电脑翻译已有长足的进步，再升级几代就有望代替人工做绝大部分信息译工作了。”才过十年这已成为了现实，就连功效型翻译（以广告宣传为代表）现在也已能交给AI去做了。ChatGPT等程序做广告策划、生成文案的速度，甚至比你给它发指令的速度还快。所以不仅是翻译，扩大开去，涉及文字生成的人类工作估计大部分都将被AI取代。
AI基于算力的图文生成能力异常强大，但不要认它为万能。首先该分清：AI处理的对象限于数据和逻辑，而对情感、美感和一切感性对象它都无法感受，简言之是AI感受不到人性（当然，我自知我是属于上世纪的人，我的专业离网络和AI也很遥远，没资格讨论AI问题，仅仅是凭感觉姑妄言之）。不可否认这几十年来我已沾了网络不少光，但我也深知，在艺术型翻译（以及其他各型文本所含的艺术成分翻译），尤其是诗翻译（以及其他各型文本所含的诗性成分翻译）中，AI近乎无能。
展望未来，我认为AI翻译必将大展身手建功立业，但人类译者也不致失业，仍有大量血肉丰满的翻译工作需人承担。推广到各行各业，可能也是人与AI各擅胜场：在算力、数据、知识、推理领域人没法跟AI比，在人性、情感、未知、探索领域AI也没法跟人比。
但假如万一人类偷懒，把一切工作全推给AI去做呢？那么，世界大概率会变得数字化、非人化、平庸化和停滞化，而人类将被自己制造出来的AI同化掉（也变得非人化、平庸化）。因为AI是不可能因被人同化而真正获取人性的。
（采访是在飞白的助手方素平帮助下完成的。经受访者同意，访谈稿根据方素平著《诗海水手飞白传》作了校正和补充。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