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民族情绪的感应神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诗歌界一个奇怪现象就是罕见的乐观情绪。

　　一般来说，当战争开始，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会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战时文艺也同战时经济一样，要服从于夺取战争胜利这一大目标。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有一个经典场面，当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火车月台上身着军大衣的学生们与女教师严肃告别，没有伤感，只有高昂的进行曲，但仍感到悲壮基调，因为战争既激起了同仇敌忾，也意味着生离死别。

　　反观中国抗战初期新诗，却没有那么压抑沉重，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郭沫若的诗甚至欢呼上海抗敌的炮声是“喜炮”。炮火虽然显示了意志，打击了敌人，但也毁坏了家园，何“喜”之有？可这种乐观情绪是普遍的，连爱情诗人何其芳也获得了要唤醒一座城市的力量，写出《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光明”意象在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战时文艺中是没有的，却集中出现在中国诗人笔下，考虑到当时前线战况仍在恶化，这种欢欣鼓舞就显得奇怪了。

　　但也许只有中国人最能理解其中独特而深远的历史、现实原因，这就是：抗战怒潮寄寓着国家新生的历史要求，造成了近百年来民族积郁的总爆发。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是用血与泪写成的，传统旧秩序土崩瓦解，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日本全面侵华则是面临亡国灭种悲剧的顶点。爱国先驱们前仆后继，救亡图存，可闻一多祈盼的那一个“咱们的中国”一直被挤压成“火山的缄默”。

　　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全面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社会各阶层广泛动员和团结起来。譬如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只要你愿意“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为抗战呼号，你就是爱国者！这些新气象极大地恢复了久已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浴血重生的可能。朱自清感慨：“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中国是我们自己的。”艾青宣称：“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慨，将都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被闻一多誉为“战斗的鼓点”的田间著名长诗《给战斗者》庄严宣告：“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而郭沫若之所以欢呼抗战的“喜炮”，也正是为了“庆祝我们民族的再生”。甚至现代派诗人卞之琳，也写出了率直的献给前线将士的《慰劳信集》。

　　这样的民族夙愿让我们看到了抗战前期中国人普遍昂奋情绪的历史合理性，也令战争各方思考：一个在当时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古老民族，能够持续生存五千年，难道是偶然的吗？

　　但另一方面，作为文明古国，其现代化历史转折必定是艰辛、漫长而复杂的，不可能朝发夕至，会触碰到各种既得利益阶层的暗礁险滩。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最早洞察到传统官僚热衷于把持权力而非真心抗战，沙汀作品则揭露出国民党基层统治在“抗战建国”口号下依然腐败。

　　关键在于，中国不可能像二战中其他反侵略国家一样，只是面临着打败敌人、重建家园的单纯任务。战争不仅是宣泄民族积郁的历史火山口，也是国家新生的宝贵契机，所以人们一直普遍关注的不仅是前线战报，更是中国社会在战争洗礼中的自我更新能力。

　　艾青诗歌之所以成为抗战旗帜，就在于他逼视到现实生活的冰层，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最早弹奏出新的主旋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从而摆脱了浮泛的抒情，将臧克家反省的“廉价的乐观”引向阔大深沉。抗战中后期，力扬、绿原、郑思、苏金伞等诗作中被剪断或焦躁叹息的“琴弦”意象，郭沫若、臧克家、阿垅等诗人赋予特定政治内涵的“迷雾”意象，都不是简单的“苦闷与抑郁”，而如胡风指出，既“没有了战争初期的那一种兴奋，但也不同于战前的忧伤的低诉，而是将要成焰的浓烟，蒙着灰皮的火炭”。作为印证，当抗战临近胜利时，诗人们再没有像抗战初起那样兴奋异常，反而是紧张异常，因为社会各阶层都在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绿原一首著名政治抒情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题目即意味深长，仿佛黎明决战前的序曲，政治讽刺诗也正是在此时兴盛起来。

　　诗歌是民族情绪的感应神经。这一研究案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近现代以来巨大变革中的中国，内忧、外患始终是交织一起的，真正的民族解放只能有赖于社会进步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