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天的百代知己

　　■童岭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大唐王朝的国都长安城中，主张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在前往早朝的半路上，被藩镇节度使派来的刺客突袭暗杀，当场身亡。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因激愤而在当天中午，就越级第一个上疏要求逮捕刺客，这明明是为公之举，却被一直嫉恨他的宦官和权臣们合谋，于此后捏造罪名将其贬为江州司马。

　　第二年秋，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篇《琵琶行》——沧海桑田，约1210年后，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老师的《白居易十讲》（凤凰出版社，2025年7月版。以下简称《十讲》）问世。拿到莫老师的新作后酣读一过，如饮醍醐，掩卷而思，我不禁感慨：莫老师真是白乐天的百代知己！

　　正如其名《白居易十讲》，此书共分十讲加《白居易简谱》，十讲之中基本是以白居易的生平先后为顺序，但对于唐宣宗都写到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长恨歌》与《琵琶行》，莫老师则分别花了两讲独立的笔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这一做法，其实和清代史学大师赵翼《瓯北诗话》认为即使《白居易集》全部遗失，仅此“二诗已自不朽”的观念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莫老师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海内翘楚，对于这部构思精妙、文笔平淡中体现醇厚功力的著作，我仅仅想从书中呈现出多维度的白居易之“忠贞之士”与“多情才子”两个方面谈一谈读后的粗浅体会。

　　第一，忠贞之士。

　　白居易所身处的中唐时代，实为“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叶燮《百家唐诗序》）这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上，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宦官专政。《十讲》在《初露锋芒的谏官》这一部分，特别指出了白居易对唐宪宗都忌惮的大宦官俱文珍、吐突承璀都敢于抨击。书中着重分析了《宿紫阁山北村》一首（页92-93），白居易用诗歌无情地揭露了神策军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暴虐害民的行为。

　　在任地方官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时，《十讲》说道：“当时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寓居杭州的悠闲文人，而是掌管一州政务的地方长官。”（页160）他在兴修水利、治理西湖、开挖山塘等方面卓有成就，英国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772-846 A.D.）也和《十讲》一样，关注到白居易对水资源的储存和灌溉兴趣极大。而这位仁政爱民的地方官也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深深喜爱，苏杭二地至今可见的“白公堤”“白公祠”就是最好的体现。

　　莫老师此书虽然侧重唐代文学的讲述，但《十讲》在涉及唐代制度之处，往往有“寸铁杀人”的真知灼见。比如江州司马是官秩五品，可以穿“浅绯”，为什么白居易却是“青衫湿”呢？而改任忠州刺史时，莫老师考证白居易“阶官”未变，只能使用“借绯”制度，“朝廷这样规定”“以免属下和百姓看了会轻视他”（页154-155）。了解了这一类“活的制度史”（借用邓小南教授语），方可深入体会白居易“青衫不改去年身”“徒使花袍红似火”等诗句背后的多重意义。南京大学文学院素来有“文史校雠”的学术传统，尤其在中古领域，如程千帆先生在中文系开设《史通》研究课程，周勋初先生主持点校《册府元龟》，卞孝萱先生研究唐代小说与政治史等等，故而莫老师《十讲》中看似闲庭信步的唐代制度小考证，其实是东南学术传承有序的最好体现。

　　白居易在给好朋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坦言：“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莫老师对白居易这一心声给予了理解之同情，因此《十讲》中尤其提及，后人在评价白居易人生观时，当批评他晚年退隐思想之际，不应该忘记他在壮年时代激切质直的政治表现。在讨论白居易关心底层人民之外，莫老师和蹇长春《白居易评传》一样，也关注到了白居易对中唐大时代之下妇女“颜色如花命如叶”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举（页115）。

　　黄节先生的弟子靳极苍所著《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一书，曾经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诗笔史才”说进行了微调，认为应该是“诗笔史笔”。所谓“诗笔”，指白居易这样的文学创作；所谓“史笔”，指董狐那样的直书直议。而在多年仕宦生涯中，正直且敏感的白居易，把中国本来不甚发达的叙事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如《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井底引银瓶》《江南遇天宝乐叟》等等。小川环树认为白居易诗歌有“小说般的结构”。对于以白居易为旗手的新乐府运动，隋唐史大家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则盛赞道：“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

　　第二，多情才子。

　　金代文学理论家王若虚说白居易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这是白居易旺盛艺术生命力的象征，而这一生命力的最主要来源，以及写出千古爱情名篇《长恨歌》等的“必要条件”（页30），据《十讲》的研究，就是白居易的“多情”。

　　顺延莫老师的思路，我以为自古以来，顶级豪门的贵公子与最下层的男子，都很难产生真正的“情种”，前者使奴唤婢、锦衣玉食，从不缺美妾妖姬；后者困于生活，难以有精力花在谈情说爱之上。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在唐代社会，白居易的丰富生平、仕宦经历以及特有的细腻心理，让他体悟到了“情”的可贵，并将其形诸笔墨，变成一篇篇不朽的传奇之作。

　　这位多情才子写于元和元年冬的《长恨歌》，是以“出世之才”写“希代之事”。一问世，就有“万口竞传”的盛况。天子蒙尘，美人黄土，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这篇长诗洋洋洒洒，但不堆砌典故。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整个800多字的《长恨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用白描的手法写情叙景，白居易可谓旷代高手，例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读罢之后，一位绝色唐代美人的形象肯定就浮现在古今中外读者的脑海中。

　　然而，古往今来不乏考据学者盯住《长恨歌》中一些地点、情节不放，比如“峨眉山下少人行”——唐玄宗入蜀经过峨眉山了吗？“孤灯挑尽未成眠”——唐玄宗自己晚上要挑灯吗？对此《十讲》直接指出：“这是白居易的疏忽吗？非也！”（页48）莫老师认为，在唐代文学中，艺术的真实是比历史的真实“更高级的存在”（页49）。至于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发生在何时何地，唐人就有异说。例如晚唐郑嵎《津阳门诗》认为是华清宫里面的“飞霜殿”，莫老师说如果把“长生殿”改为“飞霜殿”那就索然寡味了，“这两句诗尽管在历史学家看来不够严谨，但对于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它们实在是神来之笔”（页52）。美国唐研究的大家柯睿（Paul W. Kroll）在这一点上与莫老师一致，他在翻译《津阳门诗》之时，特别引用了法国年鉴学派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话：“历史是一种轮回、一种记忆，一种当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时持续鲜活的、不断改变的对过去的回忆。”（《中古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史》第五章）从后世改编、演变的戏曲《梧桐雨》《长生殿》等作品来看，《长恨歌》正是中国文学“持续鲜活的、不断改变的对过去的回忆”。

　　早年俞平伯研究《长恨歌》提出其中暗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杨贵妃未死于马嵬坡。延伸到关于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传说，莫老师轻松地写到：“相传杨贵妃还在日本留下了后人，还说著名的日本女演员山口百惠就是杨贵妃的后裔，怪不得日本会有那么漂亮的女演员呢！”（页56）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白居易作品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平安朝文学的方向”（新间一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文学》）。关于这一点，村山吉广《杨贵妃》一书的最后一章《杨贵妃与日本文学》有相关研究，读者可以对比阅读。我想，如果夸张一点说，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女人是杨贵妃，最喜欢的唐代男人可能就是白居易。至今日本的祇园祭之中，白居易依旧“化身”为京都下京区白乐天町“白乐天山”的主祭神，受到一直喜爱他的日本民众的供奉。

　　至于本文开篇提到的《琵琶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云：“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程千帆、沈祖棻两先生《古诗今选》也认为“巧妙地将她（琵琶女）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联结起来”。莫老师则进一步指出此诗艺术水准固然极高，但打动古今中外读者的，依旧是一个“情”字。这个“情”，莫老师反对白居易与琵琶歌女（裴兴奴）是年轻时相爱的旧恋人一说，认为“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在浔阳江头偶然相遇而已，“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具备的本性”（页147）。

　　即使是白描景色的诗句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例如脍炙人口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觉转入此中来。”而这一首，也是在他被贬江州司马任上——与琵琶女相逢的两年后。

　　《十讲》还细致入微地观察到了少年时代白居易的爱恋对象“湘灵”姑娘，莫老师在分析46岁白居易经历了宦海沉浮，当取出珍藏的旧日情人手缝双鞋时，“却依然情难自已”。（页33）如果允许接着莫老师的分析进一步推测，我怀疑《花非花》“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可能也是写白居易自己早年与湘灵恋情的一段独白。

　　以上从“忠贞之士”与“多情才子”展示了莫老师《十讲》描写白居易的迷人之处。我觉得，具有世界文学影响力的白居易，恰恰是因为“忠贞之士”与“多情才子”可以无缝而完美地体现在他同一个人之上。《十讲》说道：“白居易本是一个文人学士、风流才子，但是他身为地方长官时，却是如此的求真务实，尽心尽责。”（页162）这也是“唐宋变革”之前的大时代特色折射在白居易这样一流人物身上的魅力，例如携伎东山的谢安，同样也可以击退苻坚百万大军。

　　诚然，白居易也曾经自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日本京都大学川合康三《白居易传》一书的《代跋》说道，要与白居易“自然地产生共鸣，也许要等到中年以后了”。然而如我这样，即使已经过了白居易写《琵琶行》时的43岁，倘若没有莫老师《十讲》这一本剖析入微的著作，也很难理解、还原一个“全景相”的白乐天。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莫老师真可谓是白居易的百代知己。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