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文化结伴而行

　　■颜维琦

　　我不大的书桌一角总是摞着几本书。书时时会更新，有一本总在那里，稿子写不出时、心绪烦闷时，就抽出来读。读着读着，两三页打不住，就接着往下读。书名《结伴而行》，是沪上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老师的散文集，里面是他几十年间写海上人物的文章，有名家大咖，也有儿时故旧，有文人交游，也有弄堂琐忆，各式故事都有。一以贯之的是那笔下的热情和深情，浓得化不开，却总能以一种从从容容的姿态，随文字的溪流信步而来。

　　读到会心处，常暗自思忖：何其有幸，得识毛老师，蒙他以小友相待，指引着探究上海文化；何其有幸，能见证他始终行进在上海文化的第一现场，仰望他奋力攀登的身影。

　　说来有趣，我们的相识，缘于报社单三娅老师的一张字条。2010年岁末，报社安排我从总社经济部派驻上海站。正发愁到上海举目不识一人，一日在报社走廊，单姐姐叫住我：“维琦，你来我办公室，写几个电话给你。”单姐姐是深耕文艺界的名编辑、报社策划部主任，是我极敬重的师长，但我们几个年轻人总爱叫她“单姐姐”。大概是她骨子里的天然优雅，还有那总是兴致勃勃的生命状态，似乎只有“姐姐”这样美好的汉字才配得上。

　　“喏，这个你收好，或许用得上。”接过字条，没多想里面的名字有什么份量，单是纸片递来的暖已经把我融化了。一晃到上海几个月，纸片夹在采访本里，也没打开过。这天，约请的一位风头正盛的名人临时“放鸽子”，答应的文章到了交稿日的上午才告知写不了。这可怎生是好！版面不能“开天窗”，又是重点选题，距离拼版就剩几个小时，哪里去找合适的作者，还得立马拿出一篇立得住的文章。

　　灵机一动想起单姐姐的字条。拨通电话，听我讲了缘由，电话那头朗声一笑：“我现在会议上，没法找人用电脑打字。中午我们再通个电话，我说，你记，行吗？”就这样，在键盘敲击的达达声中，我认识了倚马可就、古道热肠、全无一点架子的毛时安老师。

　　再往后，见面的机会多了，聊得也多了，我这个“沪漂”逮着各种机会请教，抓紧补上海文化的课。他会谈起各大院团的看家本领和新创剧，也会说起上海文学界前辈作家的轶事。好剧一出，他就热情“安利”。濮存昕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带着上戏藏族班学生排演的话剧《哈姆雷特》，就是他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能错过”的。有外地院团来上海，哪怕出自名导演、名编剧之手，他也会坦诚地说感受、讲不足。我们的谈天常常不止于文艺，教育问题、社会心态、科技进展……他都关注，有时一通电话就能说上半小时。到杨浦滨江走了走，他会为人民城市的温暖细节而雀跃，情不自禁讲起儿时住在杨浦工人新村的故事；遇见不平不忿之事，哪怕只是路人，他也要想一想哪里出了问题，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认识久了，越发钦佩他始终怀抱的一腔真诚和热情。

　　更令我叹服的是他的行动力。他本质上是个诗人，是充满激情、有时甚至有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却又能满怀热情地投入现实、介入生活，用一字一句的批评和建设去推动现实，用可触可及的行动去帮助他人。

　　陈思和讲起过很多年前的一幕。一天，大雨倾盆，当时在《上海文论》担任副主编的毛时安，攥着文稿，光脚趟过淮海路弄堂过膝的积水，就为了去陈思和家核对稿件，急着发稿。那是1988年，毛时安40岁，他约请青年学者陈思和和王晓明主持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倡导用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史。专栏历时一年半，发表重评文学作品、思潮和现象的文章几十篇，引起学界轰动，“重写文学史”由此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实践。那个大雨中趟水而行的身影，在我看来，定格了一个努力向前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行动派。

　　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态，跋涉在上海文化的前沿。他的勤学、勤思和高产，常令我等晚辈后生惭愧。和多数文艺评论者不同，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使得他能够和创作者更近距离的接触，并肩熬夜，促膝改稿，为一段唱腔反复录音，因为身处其中，更能体会创作的甘苦，也更了解创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京剧《贞观盛事》、昆曲《班昭》、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沪剧《敦煌女儿》……几十年间，黄浦江潮水般的创作浪花，他沉浸其中，竭力捕捉。1986年启航的“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上世纪90年代戏曲院团面临的生存困境，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动关系，粤沪百年美术情缘的文化价值……他始终在场，是目击者，也是参与者和思考者。

　　他的在场，不是到场打个卡或“老好人”式的吹捧，而是把脉城市文化的每一次跳动，找寻文化发展的时代坐标。2004年，他发表评论《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将当时戏剧创作普遍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三个“缺”：缺血，与现实生活疏离隔阂，血脉不通；缺钙，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缺乏想象力，艺术的翅膀难以飞翔。一文既出，引发众多共鸣。为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做了专访。

　　今年2月，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一个月后，《求是》杂志即刊登他撰写的《新时代戏剧艺术如何传承发展》。他在文中提出思考：应尊重艺术规律，努力改进创作生产引导机制，给创作留出空间、给探索留出余地，减少指令性的干预，让艺术家能够“我手写我心”。优化资源配置，让资金流向真正的好作品，让评奖回归艺术本体，让评论敢于说真话……文章刊发后才知道，为了完成这篇约稿，整个春节期间，他都在抱恙搜集材料、搭写作框架，初稿完成后反复磨改数十次，核对史实，斟酌字句，只为表达更精准。

　　1948年出生的他，今年虚岁79了。读他的文字，永远是活泼泼的，充满力量。他说，文艺评论必须学会“换频道”，远离“术语裹脚布”，拒绝“鸡汤式表扬”。好的评论应该像好的剧本——形式要美，情感要诚。好的评论要具备独立品格，有自己的审美发现，能发人所未发，揭示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作品特色，给人以启发。他给青年写作者的三条建议，被戏称为“三气”：才气（看得远）、运气（抓得住）、力气（熬得住）。三气齐聚，就能让文字长出青春的面孔。

　　别人眼中的他，自然是“三气齐聚”。他却总说自己才气不足，写评论只有老老实实地读作品。每篇几千字的作家论，都会去读能够找到的几万字、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的作品。他说：我知道我写的还不那么好，但我在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真诚，而且我确确实实地把评论当作文学作品那样，去追求一种美丽的形式。

　　听他的谈话，读他的文章，常让我想起他敬爱的老师——于漪。于漪是他在杨浦中学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于漪老师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站上讲台就是生命在歌唱”。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在师生间实现了完美的延续。他用贴地而行和仰望星空的结合，在文字里让生命开花，让思想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