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者

　　■郭伟其

　　黄专老师把客厅装修成书房的样子，两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就靠在东边的两面墙上，一进门就能看到。书架有七八米的宽度，架上的图书前后叠放，满满当当地挤满了每一个空隙，但这样一来后排的书就没法一目了然，取书用书全靠主人的记忆了。研究生到家里上课，就围坐在书架前的木制长桌边，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时不时随手从架上拿书讨论。书架是开放式的，我问他不怕落尘吗？他说还好，主要是为了方便。但实际上，即便在广州这样潮湿多蚊虫的环境，夜间他也从来不挂蚊帐，他说特别恐惧那种压抑感。我猜想，对书籍来说，玻璃门大概也会带来压抑感吧。他后来常以“图书馆”作为讨论问题的支点，必定有感同身受的地方。

　　书架上以经典学术著作为主，显眼处是一套甲骨文全编，这是他最后几年常用功的地方，或许也可以说是他年轻时进入学术世界的起点。他常常回忆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上大学时，张舜徽先生上课的场景：先生拿一支粉笔，一边讲课一边板书，讲一个字要讲一个上午。四十年后，黄专老师给学生讲《中国艺术史学史》，第一讲“导论”，就从“艺”字讲起，谈这个字从图像上看，就是一只手在种树，是培养技能的意思。开这门课的时候，正是他病后复出的2003年，那时课堂上还没流行“课件”，他就像他的老师那样，左手拿着读书卡片，右手拿着粉笔，一讲一个上午，嗓子都哑了。作为助教，我实在是经受了传道授业的洗礼。这门《中国艺术史学史》课程是从《中国古代画论》发展而来的，一方面是扩大了艺术史史料的范围，一方面是探讨图像的观念、价值与研究方法。他后来常对我说，如果还有一本书要写的话，他想写一本《中国图像史》，要讲清楚中国人的图像思维，就需要从文字学和易学讲起。

　　在很多人看来，黄专似乎过着双重生活。他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当代艺术策展人、批评家和机构创始人，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个甚至带有一些时尚色彩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几乎从来不谈当代艺术，这使得他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差不多是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在黄专老师于2016年去世以后，师友和学生们为他编辑了一系列纪念文献，其中包括巫鸿教授主编的两大册访谈录《当代已然成史：我（们）与黄专》，从中就可以看到艺术史学者、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黄专，甚至是对同一件事情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共同之处在于所有人都看到了黄专的正直、风趣以及对待艺术研究的严肃态度。读者或许会惊讶于一个人为何引起不同领域的关注，但对他本人来说，貌似不同的两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就像他在重新梳理“中国艺术史学史”时所注意到的，所谓“艺术”原本就很难跟整个知识体系脱离开来，比如对于研究中国艺术的西方学者，他就将20世纪上半叶脱胎于语言文献的法国汉学称为“天才的事业”，将20世纪下半叶学科化的美国“中国学”称为“凡人的职业”。而这种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实际上也体现在他对当代艺术的研究之中。

　　1982年从华中师大历史系毕业时，黄专提交的毕业论文是对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当时他已经对从文艺复兴到星星美展的各种艺术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决定跟随湖北美术学院阮璞先生在画史、画论方向攻读研究生。与此同时，他在1984年就参与到《美术思潮》的筹办活动中，并接触到范景中老师的《美术译丛》及西方艺术史经典著作的翻译活动。这些不同的艺术与学术动向，在1980年代初如潮水般，一股脑地涌现在年轻学者和艺术家面前。对大部分参与者来说，迫切地需要在其中选一条路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黄专有侠义之气，他参与到艺术运动之中，与艺术家形成了默契的合作关系。直到今天,艺术家们在纪念活动上还常常动情地提到：“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如果黄专就在身边，他会如何考虑。”但同时黄专又从不忘记历史学家的使命，他令人难以想象地与艺术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清醒的意识得益于对经典艺术史的学习。

　　1980年代，艺术史在西方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具有一套工具箱般的方法论，并且已经建构了一部学术自身的历史。《美术译丛》陆续介绍了沃尔夫林、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人的著述，还长篇连载了克莱因鲍尔讨论艺术史学术史的导论，这让面临纷繁艺术运动的年轻学者有了一个可供参照的体系。黄专尤其相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代艺术何以成史”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答。对他来说，此时的当代艺术运动和古代绘画研究都是实践这些方法的实验室。阮璞先生的画论研究来自实学研究的传统，他认为古代画学在中国属于董其昌之流“文字游戏”的领域，错过了学术整理的两次高潮，即清代的乾嘉学派和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因此直到1980年代仍然很难进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很显然，正是在追随阮璞先生读书的同时，黄专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正面临与古代画论类似的情况，缺乏一个真正严肃的学术积累，对于解决的办法他也越来越具有清醒的规划。黄专的硕士论文研究明代李日华的笔记，对他来说，这也是在董其昌系统之外观察古代画史的一个机会。之后他与严善錞合作出版论文集《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更是集中体现了对西方艺术史的学习，其中“图式”的概念明显来自贡布里希和波普尔的启发。

　　但黄专的思考不止于此，恰恰相反，这只是一个起点。对他来说，这个知识整体与学术基础还包括分类学、文献学这些更加内在的方法，以及不断的反思与行动。因此，他在《中国艺术史学史》课上强调古代书画多存在于子部，而金石类的艺术则多存在于经部和史部，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而几年之后，他整理出版自己的当代艺术研究文集，题目就叫《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而此时他在讲座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对他而言，“艺术世界中的思想与行动”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展览，在2000年代之后更多地体现为机构的建设，在2010年之后则在反思中化为一座观念中的“图书馆”——这几条时间线清晰得有些难以置信。

　　1989年, 黄专发表文章《中国现代美术的两难》，对刚刚经过的历史做出反思，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美术的现实使命和崇高目标就是高扬人类的理性精神，这种使命从根本上讲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艺术的”。也就是说，在轰轰烈烈的新潮过后，“艺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严肃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弄潮而来的策展人，曾经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设想过借助自由经济的力量将“艺术”引入正轨，黄专试图通过三个方面来建立这种新的机制：法律、市场和批评的建设。这个过程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他从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逃离出来，来到当时（1991年）代表着市场经济新趋势的广州任教并参与到展览与办刊的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也切实体会到了艺术“名利场”的另一种“两难”。而此一阶段他通过几个实验水墨展，也将之前写作中的几个兴趣点融会在行动之中。到了1997年，黄专受到何香凝美术馆的邀请，逐步进入到另一种行动——机构实践当中。

　　他为何香凝美术馆构想的，是一个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当代艺术公共教育方案，一个足以塑造深圳文化面貌的计划。这是一个讲座、研讨会与展览项目相互推动的“进阶”计划：他设立了一个延续至今的讲座系列“人文之声”，邀请学者从最基础的中外美术史讲起，为社区打造一批具有人文基础的观众。黄专在此时回顾过去近十年的展览经历，将其总结为一种“社会测试”。如果此前做过一些市场测试的话，此时将要进行的则是对公众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测试，因此他为何香凝美术馆社区量身定制了一整套的“深圳当代艺术雕塑年度展”。1998年“第一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将雕塑作品从“白盒子”中转移到了公共空间，1999年“平衡的生态：生态城市的未来方案——第二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进一步聚焦城市环境，到了2001年第四届当代雕塑艺术展“被移植的现场”，展出的作品已经从形态到空间的方方面面对公众的接受度产生明显的挑战。由此也形象地呈现了“思想行动”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成为可能。

　　黄专的这些教学与艺术研究实践在2002年因重病中断，在养病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学术经历，构想了从《中国古代画论》向《中国艺术史学史》的课程转变。复出讲课的同时，他也于2004年应华侨城的邀请策划了一个“流动的美术馆”项目，也即借地铁通车的契机在社区范围内的三个地铁站展示当代艺术。他邀请了三位艺术家并笑着对他们说，这可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才能遇到的机会。2005年，由于华侨城东部工业区工厂改造，黄专受邀主持成立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OCAT），开始了他最后十余年的思想行动，也就是对当代艺术严肃研究的系统性开展。这一研究计划，首先体现为对研究性展览、个案研究和出版项目的探索。此期出版的《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张培力艺术工作手册》等图书都是艺术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体现了艺术史传统在当代艺术研究上的实践。

　　作为一位质问“当代何以成史”的艺术史家，黄专老师对机构的发展与研究的前景抱有谨慎的乐观。2010年他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过一次讲座，题为《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后来整理成文，显现出他从不间断的反思。他在文中提到三种图书馆理论：“天堂理论”“监狱理论”和“世界3理论”。“天堂理论”展现了最美好的图书馆面貌，是知识和自由的合作；“监狱理论”强调的是知识对人的奴役，是一个压抑的形象；而“世界3理论”所描绘的，则是一个行动者的乐观指南。在2012年之后，随着机构的发展，OCAT在上海、西安和北京设立分馆，而北京OCAT研究中心的成立最开始就是以“文献馆”为构想的，在之后的发展中几乎成为黄专老师观念图书馆的实体。在机构的各项工作中，就包括一套名为“世界3丛书”的学术年刊，黄专在序言中解释道：“（世界3）是人造的而又独立于人的客观知识世界。这个理论不仅把我们从上帝和‘自在之物’这类神性世界的范畴中解放出来，而且解释了人如何自己创造自己并且不断进步的历史机制，即一种通过‘世界3’寻找问题和试错性解决问题的机制。”

　　在黄专老师去世十周年之际，我们以一本名为《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商务印书馆2025年12月出版)的论文集纪念他，希望面对当下的困难，还能常常想起我们共同的理想，并且乐观务实地去继续探寻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