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即研究

　　任何试图把汉语（特别是文言文）译成英语的译者，他的根基首先应当是汉学训练，尤其需要深植于典籍、具备比较文化视野。我们从霍克思的中学教育、牛津研读以及早年在北大的留学生涯可以看出，他不仅掌握了必备的语言技能，更深深浸润于中国文化之中，这正是他成为出类拔萃的译者的先决条件。霍氏除通晓七八种语言外，还能作画、歌唱和演奏多种乐器，更兼具勤勉治学的态度、豪放洒脱的性情与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些在他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同六先生说过：“就像一枚银币的两面，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学研究的过程，它是科学的、创造性的劳动，也是对艺术的二度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这两者是统一的，互为促进，相辅相成，在文学翻译领域需要学习和探讨的东西，远远多于作为经验直接的东西。”

　　翻译始于对原著的研读，为翻译而进行的阅读绝非被动，恰恰相反，译者必须积极主动地钻透文本，完全理解乃至掌握其精髓，才能将其成功地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翻译也是一种研究，因为如果没有扎实的相关研究作支撑，译者便无法确保真正破解文本中所有文化、历史和语言的难题。与此同时，译者还需精通双语、广泛涉猎，才能为自己的译文找到恰如其分的风格。作为阅读与研究的翻译，始终穿梭于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

　　霍克思绝非仅凭取巧手法取悦读者的译者。一方面，他的创造性建立在坚实的汉学根基、海量的阅读积累与耐心的研究探索之上。霍克思曾评价亚瑟·威利：“我认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作家的才华——我是说，他堪称文体大师——与极具独创性、包罗万象的学术研究完美结合。”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霍氏自己，他并没有被中国文化所限制。正如美国翻译家伯顿·拉斐尔所说：“翻译是艺术……学术研究可以辅助、校正乃至评判翻译，却永远无法替代翻译本身。”翻译是一项充满人性、创造性与激情的事业，其内涵远超学术。但悖论的是，如果没有学术研究支撑，翻译又极易失真。埃兹拉·庞德的汉学功底显然欠缺，他译的中国诗歌尽管文采斐然，却难称忠实。另一方面，纯粹的汉学家又常沦为原文的囚徒，从而丧失了创作自由。许多汉学家仅能完成翻译的初步工序，如同技术工匠，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译者。译者不能被学术研究所束缚，他们需要暂时放下这些前期准备，舒展羽翼，尽情创造。闵福德曾说：“你必须能够超越汉学。这好比弹钢琴：先要习得规则、技法与作曲理论，但卓越的钢琴家要能突破这些藩篱。”换言之，译者也需要深研汉学而后超脱，忘却所有研究痕迹，才能使翻译这一阅读与研究的成果最终充满活力。

　　正如吕同六所说：“惟有学者型的译者，才能通晓两种文明，求得它们的契合点；惟有学者型的译者，才能最大限度地缩小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一国语言与另一国语言的距离；惟有学者型的译者，才能使文学翻译接近或达到最高境界，即‘化’的境界；惟有学者型的译者，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惟有学者型的译者，才能保证译著与原著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