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龙》的成书及意义
《投龙》（Le Jet des Dragons）是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遗著，正式刊行于沙畹逝世一年后，原载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主办、印度学家塞纳尔（Émile Senart, 1847-1928）和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主编的《东亚论集：印度、中亚和远东》（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tentale: Inde, Asie centrale, Extrême-Orient）第三卷，是一篇专题论文，不过从结构、内容和篇幅来看，无异于一本小书。
汲喆在《从封禅到投龙：沙畹的中国圣地政治学》中已经提纲挈领地指出，沙畹从1890年出版其首部汉学作品《〈史记·封禅书〉译注》开始，到《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1910年，以下简称《泰山》），再到本书《投龙》，始终致力于“将宗教名山和仪轨纳入政治史的脉络，追究的是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古代中国的圣地政治学”。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就沙畹《投龙》的学术脉络和价值再作些讨论。
这方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投龙》和《泰山》之间的渊源关系。正如《史记·封禅书》的译注工作孕育了《泰山》一书以及沙畹关于古代中国社祀的研究那样，《泰山》乃是《投龙》的重要基础。其一，在问题意识方面，《泰山》关注山岳崇拜，此亦《投龙》的核心议题。《泰山》还注意到了泰山信仰的道教面向及其原因，即道教主要是一种自然宗教，道士在中华帝国的疆域内住持管理着象征自然力量的神明的祠宇。这一点在《投龙》中有明显的拓展。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投龙》全面继承了沙畹此前著作、特别是《泰山》成书过程中形成的方法论，即基于传世文献、金石学证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多重证据法，以及对大量史料的翻译和诠释性注释。
其三，在具体资料方面，《泰山》提到了泰山岱岳观老君堂院子里的鸳鸯碑（亦称双碑或双束碑）及其记文，认为此碑对中国书法史和唐代道教而言非常重要，还提到了《金石萃编》和《岱览》对鸳鸯碑的前行研究。沙畹无疑仔细通读了鸳鸯碑的铭文，并注意到其中提到的道教仪式，以及这些仪式中的投龙。可以说，正是鸳鸯碑直接启发了沙畹的投龙研究。这也解释了为何此碑在《投龙》中是首先介绍和译注的碑铭。还值得注意的是，《泰山》利用了两部道经，即《泰山圣母护世弘济妙经》和《元始天尊说东岳解冤谢罪真经》。前者为藏外道书，扉页题“板存泰安府城西南关粮食市碧霞宫，监修兼募道纳萧松一沐手脱稿”，显为沙畹实地考察所得；后者见于《万历续道藏》，不过题名异于《道藏》本，因此不太清楚沙畹所据文本的实际来源。沙畹主要利用这两部道经来分析泰山的神明谱系。
其四，在篇章结构方面，《投龙》呈现“金石资料”的第一部分并未将直接启发其投龙研究的碑铭置于篇首，而是采取了先译注祈愿告文再译注碑铭的顺序，显然延续了《泰山》先译注祭告文再译注碑铭的结构。需要指出的是，《投龙》将专题文献置于金石资料之后的做法和《泰山》恰好相反。《泰山》的专题文献为“封禅相关文献”，而封禅的地理空间即在泰山。由封禅相关文献而祭告文、碑铭的分析可以理解为从制度到实践、从系统到细部、从文献到田野的过程。《投龙》聚焦投龙仪式，尽管对作者而言首先见于泰山碑铭，其举行地点却不限于泰山，由金石资料而专题文献的分析可以理解为从实践回溯制度、从细部到系统、从田野现场到历史文献的过程，由此呈现出了和《泰山》完全不同的路径。这实际上是沙畹因应研究主题和资料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
其五，《泰山》为《投龙》从普遍意义的中国宗教研究转向更专门的道教仪式研究作了铺垫。除了前揭岱岳观鸳鸯碑，另一个关键文献是沙畹在泰山三皇庙现场阅读和拓印，并在《泰山》中进行译注的至元二十二年（1285）《岳阳重修朝元观记》碑。碑文中有“泰山者，蓬元之洞天，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即其一也”句。沙畹在译注时认为，“洞天”一词原指别有天地，此处当指一条通往天上奇景的捷径。这个理解并不准确，不过他注意到了“三十六洞天”常见于道教文献，即使“尚未找到完整的名单”。这说明彼时沙畹对道教文献的了解还较为有限，尽管他在1905年撰文分析过杜散（G. Ch. Toussaint, 1869-1938）在北京白云观获得的石刻赵孟頫书《道德经》拓本，1908年译注的元代汉文碑铭和圣旨中亦有相当多涉及道教者，还曾在中国考察期间获得过一些《道藏》本道书——可惜其中没有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不过，就在《泰山》刊行翌年，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神父出版了其《道教：第一卷——总书目》（Taoïsme. Tome I: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此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明《道藏》收录的道书进行了编目和解题。沙畹很快就阅读了这本书，并在同年发表于《通报》（T’oung Pao）的书评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汉学家来说，道教研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伟大工作。《道德经》有无数译本，初学者希望借此赚取翻译费用，但这并不能使问题有所推进。现在必须从整体上来研究道教文献。孜孜不倦的戴遂良神父刚出版的著作对确定（道教）研究的方向大有裨益。此书包含了《道藏》所收全部道书的清单和提要。”
如书评中呼吁的，沙畹本人亦开始更多地关注道教文献，他去查阅了法国远东学院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道藏》（其中有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所在的“鞠”字即第155函），将其与戴遂良介绍的两套《道藏》进行比较，列出了法国国图藏本的阙卷目录，还介绍了自己从中国带回并捐赠给法国国图的《道藏》本道书对该藏本的补阙情况。可以想见的是，沙畹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其中就有他在译注泰山碑铭时曾试图寻找的“三十六洞天”完整名单。那么，《投龙》的专题文献部分以《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为核心文本来展开讨论，继而转向同为杜氏作品的《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就不难理解了。
还值得稍作梳理的是沙畹对泰山岱岳观双碑的分析。其基本策略是以清人唐仲冕（1753—1827）纂辑的《岱览》为底本，以实地制作的拓本进行校核，再参考《唐会要》《旧唐书》《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山右石刻丛编》《求古录》等文献，以及包括沙畹本人论著《泰山》《华北考古记》在内的既有研究来进行译注。按，《岱览》编撰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81—1793）唐氏主持泰山书院期间。《岱览》在收录双碑铭文时并未以铭文在石碑上的位置为序，而是以年代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沙畹完全遵照了这一顺序。译注时因拓本涣漫不清而据《岱览》的情况较为常见，如双碑第二通铭文中“叶法善”之“法”和“河图大醮”之“醮”，第十五通铭文中“蓄洩烟云”之“云”和“嗣守昌图”之“昌”。译注第二十二通铭文时，沙畹更是直言其拓本“涣漫不清，因此无法检验《岱览》录文的准确性”。同样因为拓本模糊不清，沙畹并未在正文中对自己有所怀疑的第二十二通铭文中“高宗、元宗修封纪号□□，并造碑楼六所，并因此记”句进行翻译，而是谨慎地将其放进脚注，并说明了其理由。此外，沙畹对铭文的译注有所取舍，尤其舍弃了第七通铭文中赞美武则天和歌颂泰山的一首五言诗，以及第二十七通铭文中的两首五言游记诗，认为它们无关宏旨。
前揭《求古录》为顾炎武（1613—1682）所撰金石学著作，是沙畹释读双碑铭文时重要性仅次于《岱览》的参考文献。沙畹参引的应该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行素草堂金石丛书》重刊本。沙畹在《投龙》中认为《岱览》“首先释读并抄录了”双碑铭文。实际上，顾氏《求古录》已经在开篇处对岱岳观双碑进行了总体介绍，释读并收录了其中的四通铭文，即“唐景云二年敕”“景龙三年记”“博城县令诗”和“王圆题名”文，然后是二十几通其他碑铭的录文，继而又以“唐岱岳观双碑”为题，以铭文在石碑上的位置为序，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双碑铭文。《投龙》在译注见收于《求古录》开篇处的前三通铭文时对顾氏此书有引用。这三通铭文分别对应《投龙》中双碑铭文的第十五、第十四和第七通。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沙畹在翻检顾氏《求古录》时并未读完，故而只参考了开篇处的双碑铭文，尽管还在分析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通铭文时参考了《求古录》后续页面收录的两则董元康记文，但没有注意到此书后面还有更系统的双碑录文。
总体而言，顾炎武《求古录》中双碑录文的准确性不及《岱览》和《投龙》。不过，由于顾氏访碑的年代较早，其录文亦有若干可以补正《岱览》和《投龙》之处。兹列如次：《投龙》译注的双碑第三通铭文落款中“刘怀□”之阙字，《求古录》作“彦”，此字沙畹拓本漫漶不清；第四通铭文中“永集圣躬”之“集”，《求古录》作“奉”，合于沙畹拓本；第五通铭文中“□斋醮物”之阙字，《求古录》作“用”，沙畹拓本不清；第八通铭文中“侍者道士刘守真”之“真”和“香烟氤氲”之“烟”，《求古录》分别作“貞”“燭”，均合沙畹拓本；第九通铭文中“驾鹤排□雾”之阙字，《求古录》作“朱”，沙畹拓本不清，不过“朱”字和后半句“乘鸾入紫烟”之“紫”文意甚合；第十一通铭文落款处“王处广”之“广”（廣），《求古录》作“廉”，沙畹拓本不清，存疑；第十三通铭文中“敬造镇国□□□铺”句，《求古录》作“敬造镇国天尊一铺十六事”，此处沙畹拓本不清；第十四通铭文落款中“户曹卢延□”之阙字，《求古录》作“观”，此字沙畹拓本不清；第十六通铭文中“丹崖观道士王元度”之“度”，《求古录》作“慶”，合沙畹拓本；第二十四通铭文中“登岱岳”三字之前，《求古录》尚有一“同”字，沙畹拓本亦隐约有“同”字。类似于《求古录》对后来《岱览》和《投龙》的补正，作为一百多年前制作的拓本，沙畹拓本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当代双碑所见文字磨蚀之处，如第四通铭文“庶兹景福”之“景”字，《岱览》作“景”，沙畹拓本可见三分之二的字形，今拓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
关于《投龙》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该书是学界最早对中国古代投龙仪式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其次，就中国宗教史研究而言，《投龙》将沙畹发轫于《〈史记·封禅书〉译注》而确立于《泰山》的神圣地理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若说《泰山》是神圣地理学方面关于某个特定圣地的研究，《投龙》便是对特定圣地谱系的考察。而且，《投龙》处理的核心文本之一《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本身即为“宗教地理学”（géographie religieuse）著作。这方面较早的重要论著还有苏远鸣（Michel Soymié, 1924-2002）对罗浮山的研究，刊行于1956年，已经是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第三，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索安（Anna Seidel, 1938-1991）在1990年梳理西方道教研究史时强调：“仪式类经书在《道藏》中占了绝大多数，不过沙畹仍是对某一种道教仪式做出详尽研究的唯一学者。”这里说的就是《投龙》。实际上，当时已有其他学者在利用明代《道藏》从事道教仪式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 1934-2021）的《道教的分灯科仪研究》（1975年）和劳格文（John Lagerwey）的《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1987年）。考虑到沙畹对投龙的全面考察——包括对《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细致的诠释性译注——以及其他学者的道教仪式研究论著大都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索安的评价大致还是公允的。换言之，当代学界对道教科仪的研究实肇端于沙畹的《投龙》。还需要注意的是，投龙不仅是道教仪式，还兼具国家祭祀的性质，其祈福对象往往是皇帝、国主或国家本身。这个面向在《投龙》中有充分的体现。总的来看，和《泰山》类似，《投龙》同样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及象征体系的奠基之作。
《投龙》甫一出版即被列于东亚和中亚研究领域著名国际刊物《通报》第19卷第3和第4期（1919年）的新书目录，并很快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1年第2期对《东亚论集：印度、中亚和远东》第三卷的简评着重介绍了《投龙》，指出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尤金·费飞（Eugene Feifel, 1902-1999）的《〈抱朴子内篇卷之四〉译注》（1944年）和苏远鸣的《罗浮山宗教地理研究》（1956年）应该是学界较早参引《投龙》的论著。《投龙》还直接启发了后来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 1952- ）关于杜光庭和道教洞天福地的研究。继《泰山》之后，《投龙》亦已成为西方学界中国古代宗教地理和道教洞天福地研究领域无法绕开的经典著作，尤其见引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的相关成果，兹不赘述。
然而，由于沙畹治学领域广，论著多而精，且均为法文撰写，加上此前学界在译介之时的偏好，中文学界注意到《投龙》是相当晚的事情，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近三十年来，国内对《投龙》虽有不少评介和征引，然亦有不少专门考察投龙，甚至是考察唐宋时期投龙的论著未提及者，相关评介和参引或有不够准确之处。这和《投龙》作为开创性研究的学术地位并不匹配，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界对相关讨论的推进。有鉴于此，《投龙》的中译本显然是必要的。
同样有必要的是简要交代《投龙》翻译工作的来龙去脉。2019年9月，汲喆教授主持的“法国汉学经典译丛”计划启动，首批入选书目包括沙畹著作四种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著作三种，其中即有《投龙》。汲喆老师联系到本人，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此书。鉴于《投龙》在道教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爽快地应承了下来。尽管《投龙》篇幅不长，汲喆老师亦间或督促，奈何因我严重的拖延症，译文初稿直到2023年9月才完成。初稿完成之前，我已经联系好原先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的学友雷阳博士来校对拙译。雷阳兄主要从事明清北京宗教文化史研究，兼治法国汉学史，还是《泰山》的译者，无疑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事实证明亦是如此。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雷阳对译稿进行了两次全面的修订，给出了诸多细致专业的意见。还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的翻译风格较为“大胆”，雷阳则更倾向于贴近原文，力求维持论著“原貌”，以便最大程度地保留汉学史研究的一些线索。最终的译稿实际上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寻求了某种平衡。此外，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宗教研究中心的吕鹏志教授通读了译稿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亦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建议。罗昊天帮忙扫描了原著中的泰山岱岳观双碑拓片。
译稿基本定稿于2024年9月初，之后陆续有些细微的修订，时值甲辰龙年。更重要的是，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杭州举行，12月1日则有浙江省博物馆同题特展的开幕，前一天还有该特展总策划李零先生以“沙畹与投龙”为题的演讲。显然，这个龙年是沙畹《投龙》在问世一百多年来得到最多关注、“投龙”及相关文献与器物得到最集中讨论和全面呈现的一年。令人欣喜的还有，会议期间经渠敬东教授和汲喆教授邀请，李零先生惠允为《投龙》中译本作序。我没有任何理由让《投龙》中译本的定稿继续拖延下去。最后，笔者谨向李零先生、渠敬东教授、汲喆教授、雷阳博士和吕鹏志教授，以及在《投龙》翻译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陶金、白照杰、曲爽、张传官、罗昊天等其他师友一并深致谢忱！是为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