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非洲文学奖的里程碑与非洲文学的西方“认证”
凯恩非洲文学奖（Caine Prize for African Writing，以下简称“凯恩奖”）被媒体誉为“非洲第一大文学奖”，该奖由赞助英国布克文学奖的布克基金会联合多家欧美国际文化机构共同出资，在伦敦设立。2000年，该奖启动了首届评选，自此每年评选出一篇非洲最佳短篇小说予以奖励，奖金1万英镑。2025年，凯恩奖迎来了一个里程碑：通过年度评选公布获奖及入围名单，该奖已累计表彰了120余位非洲作家，在推动非洲作家走向世界舞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年来的获奖者如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莱拉·阿布莱拉（Leila Aboulela）、宾亚凡加·瓦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诺维奥莱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托普·福拉林（Tope Folarin）和纳姆瓦利·塞尔佩尔（Namwali Serpell）等，在全球文坛上熠熠生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认为，该奖“一直处于促进非洲大陆新文学人才出现的最前沿”。凯恩奖的评选已成为“非洲文学最具影响力的全球事件”。
为庆祝凯恩奖设立25周年，彰显其对非洲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持续贡献，管理者暂停了该奖常规的年度评选，特别设立了“凯恩奖最佳作品奖”（Best of Caine Award），从2000年至2024年的25篇获奖短篇小说中评选出一部“最能彰显该奖大胆的、突破性的叙事理念与变革精神”的作品，以代表凯恩奖的传承，并促使人们再度关注往届获奖者，审视其作为非洲文学代表性声音的重要地位。为此，他们组建了阵容豪华的评审委员会，由古尔纳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出生于乌干达的黑人女作家珍妮弗·南苏布加·马昆比（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以及加纳电影制片人托尼·塔戈（Tony Tagoe）。2025年9月27日，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举办的首届“越洋文字：非洲文学节”（Words Across Waters Afro Lit Festival）上，评选结果揭晓，布拉瓦约凭借其2011年获奖的作品《闯入布达佩斯》（Hitting Budapest）再度获奖。
《闯入布达佩斯》脱颖而出，成为契合特别纪念奖精神的作品，其持久的影响力源于在形式创新、真情实感与非洲社会紧迫问题之间达成精妙的平衡，及其叙事引起全球，尤其是西方读者共鸣的吸引力，而这些特质自凯恩奖设立以来，构成了该奖项全球声誉的核心所在。小说通过九岁女孩达林的视角，讲述在津巴布韦一个名为“天堂”镇的贫民窟中，她和一群饱受饥饿与创伤折磨的小伙伴们结伴潜入富人区“布达佩斯”偷摘番石榴充饥和拾荒的故事。在叙事中，作家聚焦于孩子们的饥饿、游戏及其对“美国”的憧憬，将他们对成人世界的误解化作幽默的笔触，而这份幽默之下却暗藏着悲剧性，深刻揭示了津巴布韦社会中巨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评委会指出，通过“对叙事声音的掌控”以及“对儿童生活图景的生动再现”，该作品成功捕捉了孩子们“在游戏中的投入状态与其在物资匮乏背景下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闯入布达佩斯》以孩童纯真而敏锐的目光映照出现实的残酷与人性的坚韧，并巧妙融合社会批判，展现出文学在轻盈与沉重之间游走的力量，体现了评委会所推崇的“大胆叙事”。
评委们迅速而一致地将特别凯恩奖殊荣授予了这样一篇从孩子视角讲述的作品，显然将其视为21世纪非洲叙事最鲜明的代表之作。然而，哈佛大学学者蒂纳谢·穆沙卡万胡（Tinashe Mushakavanhu）指出，评选引发了人们“质疑获奖作品的力量究竟在于其独创的叙事与视角，还是在于其轻而易举地迎合了全球对非洲苦难和耸人听闻的非洲故事的追求”。凯恩奖宣称以“将非洲文学推向更广泛读者”为宗旨，面向全球受众，但实际上其目标读者以西方读者为中心，这一受众定位深刻影响着该奖评选机制，尤其是在对非洲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和评选规则的制定方面，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哪些作品被视为“值得获奖”。
鉴于凯恩奖的管理和运作依托于西方的经济与文化资本，就连评选和颁奖地也在伦敦，其建制和评选机制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其评选标准、评选资格规定——如何界定“非洲作家”的身份，及其总部在英国而非非洲本土等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因此，2025年该奖的里程碑意义远不止于庆祝，更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非洲文学在全球化文学经济中的流通方式——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一直受西方出版机构、由西方主导的文学奖项以及西方读者偏好的影响与塑造。
作为布克奖的姊妹奖，凯恩奖分享了该奖丰富的文学资源和媒体资源，不但为非洲作家提供出版机会，与国际出版商搭建联系，还为其带来了全球知名度与发展机遇，包括国际媒体采访、国际文学节的邀请及欧美大学写作资助、教职提供等专业发展机会。凯恩奖在培养非洲作家和推广非洲文学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布拉瓦约文学生涯的崛起，生动地诠释了非洲文学走向全球的成功之路，堪称凯恩奖影响非洲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范例。布拉瓦约在领奖辞中表示，2011年的首次获奖成为其文学职业生涯的决定性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她从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凯恩奖促使其“走向了全球读者”，并强化其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和决心。她将《闯入布达佩斯》扩展为长篇小说《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成功入围2011年布克奖决选，2022年她又凭借《荣耀》（Glory）再次进入布克奖决选名单。作为唯一一位两次进入布克奖决选的非洲黑人女作家，她已被视为非洲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声音，影响了后来的凯恩奖获奖者，包括纳姆瓦利·塞尔佩尔（2015）、莱斯利·内卡·阿里玛（Lesley Nneka Arimah，2019）和梅隆·哈德罗（Meron Hadero，2021）等。
《闯入布达佩斯》这一既象征凯恩奖高光时刻又承载其争议的作品，折射出该奖项所带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为非洲文学提供了走向国际的舞台，赋予其前所未有的可见度与表达空间；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这些声音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西方的文化框架与审美期待之中。非洲文学经过西方文学象征体系的“认证”与传播走向世界，集中表现在凯恩奖的评选上。凯恩奖不仅是一项文学荣誉，更是一个推动非洲文学走向世界、塑造其全球接受度的重要文化机构。然而，非洲作家对其趋之若鹜，实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长期以来，非洲大陆文学资源匮乏，非洲文学的发展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支持。二战后，非洲开展了非殖民化运动，众多非洲国家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并着力发展其民族文化事业，然而，绝大多数非洲出版社长期由英国人掌控。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英国出版业的集团化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非洲作家作品能否得以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容是否迎合全球北方读者对“非洲文学”的期待与审美偏好。一位非洲评论家指出：“许多非洲小说家在西方出版，因为没有其他途径来获得全球读者。”直到现在，非洲出版商即使拥有资金，也无法从非洲作家那里购买初版作品的版权，而是经常要从与非洲作家签约的跨国集团那里购买，以便在非洲当地出版。由于非洲文学的市场及其价值评判由全球北方主导，对非洲作家而言，其作品文学价值的“认证”在他乡，而凯恩奖是重要的“认证”机构之一，也是其连接全球读者的重要的平台。为此，一些非洲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整叙事策略，使其作品更契合西方的审美期待与接受语境。
凯恩奖对参评作品及作家资格的规定，实际上反映了西方视野下对非洲文学价值的建构与等级划分。首先，该奖规定参评作品的语言为英语，这一限制强化了英语在非洲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无形中将英语文学的价值置于斯瓦希里语（Kiswahili）等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之上。为了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一些非洲作家选择以英语作为主要的文学创作语言，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使用本土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非洲作家被边缘化。其次，该奖对参评“非洲小说”和“非洲作家”定义的模糊性，促使那些易于被西方读者理解或符合其审美期待的叙事更受青睐。根据该奖的规定，参评作家须符合以下条件：出生于非洲并拥有非洲国家国籍，或父母中至少一方出生于非洲且拥有非洲国家国籍；对其当前居住地不作限制。大多数获奖及入围作家生活在非洲大陆之外，他们在欧美国家从事教学、创作与出版工作，比如，布拉瓦约自1999年18岁起一直定居美国至今，目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创意写作教师。与布拉瓦约同样曾参评凯恩奖而一举成名、长期定居欧美的非洲作家还有赫隆·哈比拉、莱拉·阿布莱拉和托普·福拉林等。哈比拉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创意写作，阿布莱拉定居于英国阿伯丁专事写作，福拉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创意写作讲师。这些作家具有丰富的跨国文化经历和世界主义意识，他们虽以非洲为作品背景，富含非洲文化元素，但往往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自身在非洲以外地区生活与学习的经历，融入西方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参照。尽管扎根于本土的非洲作家也有资格参评凯恩奖，且人数远超散居海外的非洲同行，但由于他们多使用非洲本土语言进行创作，其作品往往难以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可；相比之下，散居海外的非洲作家因更多使用英语等国际通用语言写作，作品更容易进入主流视野，从而更易获得奖项青睐。实际上，凯恩奖的评选难以充分展现非洲文学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丰富多样性。
凯恩奖建构的审美标准影响了非洲作家的创作风格、形式和内容等。非洲学者多布罗塔·普赫罗瓦（Dobrota Pucherová）批评该奖鼓励非洲作家将非洲再现为一个苦难之地，从而固化非洲的刻板形象。普赫罗瓦指出：“许多凯恩奖得主似乎在复制这类刻板印象，与西方媒体共谋，大肆宣扬非洲人民的贫困和苦难的叙事，诸如饥饿、流鼻涕、浑身脏兮兮的儿童，成堆的尸体，截肢的、杀狗取食的、因流产或艾滋病而死亡的人物形象。”可见，非洲文学在体制层面对西方评价体系的依附，致使其价值的认可受制于外部标准，这成为导致文学中非洲形象模式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凯恩奖历经二十五年的发展，见证了非洲文学在全球文坛地位的演变，深刻影响了当代非洲文学的风格与格局。然而，英美机构对非洲文学奖的资助并非一种单纯的人道主义援助。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非洲已不再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笔下刚果河深处的幽暗与神秘；非洲国家已经处于全球化网络中，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对非洲国家而言，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以及文学与文化事业，进而提升自身软实力，是避免陷入全球化声誉经济陷阱、积极参与全球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项目“凯恩非洲文学奖的文学体制研究”［2024H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