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敬耆老”“不我遐弃”中的铭感

　　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只使少数有成就的著名教授得到相应的400元研究补助费，但还有一批特殊的失业教授，在抗战期间亟待救助。

　　中华民族遭遇大难危机之日，也正是“疾风劲草，正气所钟，重道亲儒，古人所尚”之时。前方之将士与后方之师儒相为表里，共同筑起全民抗战新的长城。有的教授逃亡途中隐居，有的年事已高、身患重病或家室之累无法逃离沦陷区，同时又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机构合作的，因失业而生活陷入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对这些失业老教授，每年给予一次专项救助。同时对特殊个人，如遇大病或病故，实行单独救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特设立专项“中央文艺奖助金”，在以奖励或贷款性质实施定向（刊物、纪念活动）、定人（作品奖励）资助的同时，有针对性救助患病或病逝作家。据现存档案可见，抗战时期获得特别救助的知名教授、作家有200多位。他们之中，情况各异，有的只是象征性人道关爱，体现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时刻的家国关怀。

　　抗战时期教育部对失业老教授的专门救助，被河南大学校长、教育部督学许心武称为“礼敬耆老，奖励气节”之大举。

　　因患中风未随中央大学西迁，滞留沦陷区南京的著名国文教授王伯沆，1908年任职两江师范学堂，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三十年，弟子三千。此时生活无着，贫病交加，弟子钱堃新致信在教育部任秘书的原南京高师同学张廷休，张廷休便致信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1920级学生），提议给王伯沆每月120元生活补助，自1938年9月始。吴俊升随即批示“拟准登记每月给生活费百二十元 俊升”。这是艰难时刻，昔日学生给老师力所能及的一份关爱。1942年1月21日，停发王伯沆120元生活费，改为由教育部每月特支经学专题研究编辑费300元。这同样是吴俊升从中帮助促成。

　　1939年3月24日，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说：“日军犯皖，安徽大学姚永朴先生年近八十，义不受辱，携家人十余口，冒险出逃，避难桂林。白发一翁，陷于无告，知者咸为扼腕。似此儒林耆宿，暮齿流难，国家对之宜有崇奖。”

　　于是，经吴俊升4月6日签呈，顾毓琇6日、陈立夫7日先后批示，教育部决定在“文献征存委员会”成立之前，给流亡迁徙道途中失业的老师宿儒，健在而生活困顿之耆彦，予以急速之救助，“先在高等教育救济费项下拨款救济”。根据各方推举上来的急需救助老教授名单，4月22日，常务次长张道藩、政务次长顾毓琇、部长陈立夫共同签发落实。在发出救助金的同时，都分别附有部长陈立夫署名信函，对这些有名望的教授因受倭寇恣肆荼毒或避乱或隐居时的艰难处境，传达中央眷念，以赠国币，“藉伸尊敬之谊”。

　　1861年出生的姚永朴（仲实），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安徽大学教职多年，1936年告老回桐城家乡。1938年初，已77岁高龄，为避日军侵犯，举家南迁，经江西、湖南至广西，颠沛流离，落脚桂林。1939年5月，姚永朴得到救助后，在5月20日，专门给教育部部长写了回信：

　　部长钧鉴顷奉五月三日

　　赐示转致中央垂念之意并蒙

　　惠寄接济费国币肆佰元，谨领之余不胜铭感。永朴年老力衰，深愧对于国家抗仗未能有所裨益，乃蒙政府不我遐弃，益增汗颜，谨布谢忱，尚希垂察为幸。专此奉复并请钧安。

　　姚永朴谨启   五月二十日

　　7月16日，姚永朴在“政府不我遐弃”的这份关怀下，病逝于桂林。

　　1904年自日本留学回国的高步瀛（阆仙，1873—1940），曾与周树人（鲁迅）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多年，并出任司长。1915年9月6日，社会教育司主管通俗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大会，会长袁希涛、经理干事高步瀛。其内部分工明确，设置小说、戏曲、讲演三个股。小说股主任为周树人。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高步瀛又积极参与戏剧改革及白话新文学运动。后来转高校执教，因为有留学日本和教育部任职经历，“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汤尔和、周作人相继出任伪职之时，他居家称病不出门，失业无助。

　　这种一次性救助，每年只能发放一次。1940年6月19日，教育部决定，已有工作者如吕凤子不再馈赠。在上年被救助失业老教授基础上增加了10位。

　　对于京津沪宁杭的知名教授来说，战前，400元只是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抗战初期，这笔钱在当时重庆、成都、桂林，只能补助或暂时解决流亡、失业老教授的吃饭大事。但对于成渝有房的普通四口之家来说，在1939年，400元是他们大半年的最低生活费。1940年，这个数只够他们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费用。

　　1941年，失业老教授救助金为600元。前两年获得救助者高步瀛1940年11月11日病逝，未查得全部获救助者名单，只能从部分获救助者回执中，得知金额。但可见这一年8月5日平津“虽受伪方威胁利诱，均能坚拒其罗致，忍受艰苦生活”被救助教授名单，体现教育部“激励忠良”，以及对其“矢志不渝，忠贞不苟”的表彰。

　　随之，因战事进一步吃紧，对上述沦陷区失业老教授也就无法按月救助。

　　1942年10月，物价上涨，失业老教授年度一次性救助金增加到1000元，29人名单如下：

　　熊十力、高语罕、张孟劬、仇述庵、陈含光、顾惕生、汪东木、卢锡荣、徐慕云、尚秉和、张叔平、程郁廷、凌简侯、陆规亮、唐文治、柳诒徵、程寅生、杨大鈊、孙闻园、马  瀛、王东培、张承绪、光宣甫、徐方汉、吴雷川、杨乃康、马幼渔、王伯沆、白季眉

　　1943年6月23日，救助金增加到1500元，上述名单，停发徐慕云，唐文治单独另发，增加李则纲、宗受于。

　　1944年6月16日，救助金增加到3000元，在1943年名单上增发徐慕云、洪泽丞、张衣言、鲍芹士。

　　1944年12月6日，朱家骅接替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1945年5月继续救助失业老教授，金额为10000元。由教育部常务次长田培林建议，在1944年原被救助名单之外，集中增加平津教授17人：

　　王桐龄、李飞生、马裕藻、李  浦、王之相、左宗纶、石志泉、邓以蛰、陆志韦、周学章、张子高、洪煨莲、陈  垣、徐侍峰、余嘉锡、傅  铜、蓝公武

　　未能被列入批量救助的教授，也有特别对待。

　　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郑石君（奠），“七七事变”时适值暑假，回诸暨老家，未能及时随学校南渡西迁，困顿中，生活没有着落。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教授姚从吾、章廷谦、罗常培、陈雪屏、郑天挺、毛准、罗庸七人，在1941年9月11日，联名给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写信，请求对其救助。

　　上海沦陷后，原光华大学教授吕思勉失业，困顿在老家常州，生活无着。1943年2月21日，钱穆给陈立夫写信，请求补助已59岁的吕思勉路费，让其弟子陪伴到成渝高校执教。教育部答应给路费5000元，同时支付陪同侍者2000元，并由钱穆落实执行。结果，未能成行。除了战乱西迁路途艰难外，在1943年底，迅速上涨的物价，已使5000元贬值为只能维持成渝市民四口之家一个多月的最低生活费。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孔繁霱，为照料八十多岁的父母滞留北平，“杜门谢客，孝行亮节”，不出任日伪政权的现职，失业无助。他的两个孩子孔祥莹、孔祥兰随北平高校西迁重庆读书、就业，两人多次致信傅斯年、何思源、陈立夫，请求救助其父孔繁霱。傅斯年、何思源便联名致函陈立夫，请求帮助。教育部及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救助。

　　（本文摘自《教授与院士：民国学术的人与事》，沈卫威著，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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