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野人山经历”之后，穆旦写作上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即写作量上有了明显变化。1942年之前，1940年15首、1941年16首，这均是穆旦年度写作中较多的，但1942年陡然下降为8首，随后两年更少，1943年3首、1944年4首。以1945年的写作爆发来衡量，此前写作量的一再减少，相关诗歌又无不充满了强大的精神压力，可以推断：穆旦一直在酝酿到底如何来释放内心强大的压力，如何书写因大地和死亡而生出的“惧怕”，如何以“良心”来见证自身和时代。正如1944年11月16日，穆旦在致唐振湘的信中所写：所谓“不是先有文学兴趣而写作，而是内中有物，良心所迫，不得不写”。

　　《隐现》由战争这一直接体验而提升到人类文明的命题，对于战争的直接指涉并不多，诗行本身却多有精神负压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一直到1945年中段之后，穆旦内心的积压才终于有了直接而集中的宣泄机缘——诗人感同身受了1945年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气息。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1945年无疑是非常显赫的一个年份：抗战多年，终获胜利！这一胜利带给穆旦更多的应是振奋：“漫长的”民族战争终于胜利，先前热切希冀的“民族起来”的意念终于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那份由日本人入侵导致的惨烈而隐秘的“野人山经历”也终于到了可以归结的时候。

　　“漫长的梦魇”是民族性的，是“我们”的。民众以一种形而下的方式传达了他们对于入侵者的强烈痛恨；这种梦魇更是穆旦这个曾经亲历并饱受战争之苦的“我”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中融合了深切的个人创伤记忆。

　　由此，不难理解这样的事实：1945年中期的短短几个月里，穆旦一连写下了《给战士》《野外演习》《七七》《农民兵》《先导》《轰炸东京》等十数首锋芒直指战争的诗歌；最终则在9月写下了直面野人山生死经历的篇章：《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写作又一次揭示了穆旦的内心：在一次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面前，穆旦被压抑的内心终于像决堤之水一样敞开了，他抵达了写作的高峰。这一年，穆旦存诗25首，属前期年度写作量之最，数量仅次于1976年的27首。这对写作量一直不大的穆旦来说可谓诗情勃发。

　　敞开了内心的穆旦，对战争本身以及战争之中的个体都发表充满主观兴味的看法：所谓“战争”是“一次人类的错误”；“退伍”是从“没有个性的兵，重新恢复了一个人”（《退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是一个“唯有勇敢地和上帝同行，使众人忏悔”的人（《甘地》）；“农民兵”是“最可爱的人”（《农民兵》）。对“先导”的态度则是：“你们唯一的遗嘱是我们，这醒来的一群，/穿着你们燃烧的衣服，向着地面降临。”（《先导》）《轰炸东京》的态度更为鲜明：

　　因为一个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来，

　　我们要把你们长期的罪恶提醒。

　　凡此种种，穆旦的观察视域显示出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性或主观性。这种视域或许会引起合理与否的争议，但真正的问题应不在此，因为不管在当时或事后，人们（包括民众、作家、史学家等）对于战争总会有不同的态度，对战争意义本身也总会有不同的认识。由此，更可堪探讨的问题其实在于：战争到底给个体留下了怎样的感受？

　　战争留给穆旦最强烈的感受无疑是“惧怕”。《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即印证了王佐良所谓“被朋友们逼得没办法了”才说出的那种“对于大地的惧怕”。关于这首诗，还有两个背景性的因素值得注意。一是诗题，《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出自1947年5月穆旦自印诗集《穆旦诗集》，初刊本题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1946年7月1日）。“歌”和“兵士”均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语，“魅”和“白骨”则不然：“魅”是传说中的鬼怪，“白骨”是死亡的具象，是作战及撤退途中生命消亡最为切实的图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短时间内即被蚁虫噬去皮肉，白骨也是生命消亡最为迅速的图景。从“歌”到“魅”，从“兵士”到“白骨”，措辞的深沉意蕴大大加强，可见，“野人山经历”一直像影子一样紧紧地缠绕着诗人——修改本身无疑也附证了这一点。另一个，诗人所说的“惧怕”源自“大地”，而非战争。这两者也有着程度级差：“战争”本已失利，而在“大地”（丛林）穿行过程中更是目睹无数的死亡，且一度面临前途无路的绝境。战争是直接的、具体的“惧怕”之源，而既能催生万事万物同时又能毁灭万事万物的胡康河谷的“大地”则是更为本体化的、更具形而上意义上的“惧怕”源头。将“大地”置于更高的等级，凸显的乃是“野人山经历”带给诗人那样一种深至骨髓的“惧怕”。

　　全诗以“森林”与“人”的对话开始，以“葬歌”收束。“森林”以无形的手掌握一切，森林代表着“死亡”说话：

　　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领过黑暗的门径；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

　　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

　　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

　　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

　　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

　　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一个长久的生命就要拥有你，

　　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诗人将“原是痛苦的死亡说为掌握美丽的一切；死是代替生的另一个梦；死不是一切的完结而是一个长久的生命的开始；把人对死的反应进一步来写，翻过来写，因其不同一般而更加有力。也就有了英国诗人济慈所谓“比起此时，死再也不能如此丰硕”的震撼效果。在这样的“森林”面前，“人”是异常渺小的。

　　《森林之魅》之中看似多有夸张、奇异的描绘，多有超常规的表述，但实际上乃是作战及撤退途中残酷的自然场景的实写。《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中即有闷在“绿色的海那样无边”的丛林底下、“醒来就走，走完了一天又睡下”“回国的希望还渺茫得很”的段落。诗歌所写的乃是那样一张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一个被窒息、饥饿、毒、黑暗、枯萎、痛楚、死亡等自然强力紧紧逼压着的生命，“祭歌”最终成为人的“祭歌”；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湮没、被摧毁、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幸存者”内心所存留的全无英雄主义的慨叹，而是一个充满“惧怕”的自我。就这样，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以及它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戕害，在一首艺术兴味充沛的诗中有效地传达开来。而这样一种异常深挚的“惧怕”，足以说明为什么穆旦最终由兴奋而转向了沉默。

　　（本文摘自《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