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的政道观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浩瀚典籍中，《管子》以其“以民为本、务实治国”的特质，超越了先秦诸子流派偏于道德空谈与抽象玄想的理论取向。它立足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与治政实践，以“务实惠民、经世致用”为价值旨归，确立了正心明道、富民兴邦、实干笃行、清正守廉的政道观。既强调执政者的修身立德，又注重民生福祉的实现；既倡导务实担当的作风，又坚守廉洁自律的底线。为华夏政治文明勾勒出一条严密而生动的治政之道。
《管子》全书系统回应了“何为真正的政道、如何创造真正的盛世”这一问题。“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论述，表明了昌明的治政不是狭义的制度内的褒奖，不是表面的繁华，而是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立足现实、尊重民生福祉的情怀为新时代中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智慧滋养与深邃哲学借鉴。
一、正心明道：
《管子》政道观的思想根基
管子认为，执政者的理想信念与德修养直接决定其治政行为的方向与成效，唯有先正其心、明其道，才能坚守为政之本，践行治政之责。
“正心”是执政者修身的核心。《管子·牧民》有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衰，而执政者的“心”则决定其是否能顺民心、合民意。管子所倡导的“正心”，核心是摒弃私欲、坚守公心，始终以百姓福祉、国家安宁为念。《管子·心术上》中提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强调执政者要不妄为、不强为，顺应客观规律。“明道”是执政者修身的目标。《管子·形势》说道：“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道既是个人修身的准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通过遵循“道”，方能实现“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的治理效果。
《管子》强调的“正心明道”，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将修身立德内化为自觉行动，将理想信念融入治政实践，做到心正、道明、行正。这种以修身为本的政道观明确了执政者的修身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唯有修身立德，才能践行正确的治政理念，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治世。正如《管子·君臣上》所言：“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执政者对自身要求越严格，道德修养越高，就越能树立高尚的品德，越能践行治政使命，这正是“正心明道”作为《管子》政道观根基的核心要义。
二、富民兴邦：
《管子》政道观的根本导向
管子深刻认识到百姓的富足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他将民生福祉的实现作为衡量执政者治政的核心标准，形成“富民是兴邦之基，兴邦是富民之果”的政道观。
“富民”是《管子》政道观的核心诉求，也是执政者治政的首要任务。《管子·治国》讲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在管子看来，百姓富裕才能“安乡重家”“敬上畏罪”。反之，就会“危乡轻家”“凌上犯禁”。因此，必须“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认为执政者的一切治政举措，都必须围绕“富民”展开。为实现“富民”目标，《管子》提出重视农业生产、规范商业活动、实施惠民政策等一系列治政举措。“兴邦”是《管子》政道观的最终追求，管子认为，只有实现百姓的富足，才能实现国家的强盛。正如《管子·治国》所言：“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管子》的“兴邦”并非单纯的军事强盛、领土扩张，而是以百姓富足为基础。这种以富民为核心、以兴邦为目标的政道观成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源头。
《管子》“富民兴邦”的政道观将富民作为治政之要、兴邦之基。其提出的一系列富民举措，立足春秋社会现实，贴合百姓根本需求，既体现了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注，也彰显了务实高效的治政导向。这不仅是《管子》政道观的鲜明标识，更为后世践行“以民为本”的政道提供了重要借鉴，让“富民兴邦”成为衡量执政者治政的核心标尺。
三、实干笃行：
《管子》政道观的实现路径
“实干笃行”是《管子》政道观的鲜明底色和核心要求。《管子》强调“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主张执政者必须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务实担当。“实干”不是说出来的，最终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体现在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管子·立政》中提到：“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真抓实干，上下分明、令行禁止，将政治举措落到实处，不搞“纸上谈兵”，不做“虚功假绩”。“笃行”是《管子》实干精神的延伸，强调执政者要持之以恒，坚守不懈，不半途而废，不敷衍了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百姓的富足、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都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坚守，需要执政者一代又一代的实干笃行。
《管子》所倡导的“实干笃行”本质上是一种务实担当的治政作风，一种脚踏实地的政道追求。将政治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强调以实干成就政道，以笃行践行使命。这为执政者树立了正确的实践导向，也成为《管子》政道观能够落地生根、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四、清正守廉：
《管子》政道观的底线要求
“清正守廉”是《管子》政道观的重要保障，也是执政者践行“正心明道、富民兴邦、实干笃行”的前提条件。管子深刻认识到，廉洁是执政者的立身之本、治政之基，只有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才能实现真正的政道。
“清正”强调执政者要公正无私，品行端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管子·牧民》中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将“廉”提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作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管子认为，执政者必须坚守清正的品行，做到公正用权、公平处事，不偏袒，不徇私，始终以国家利益、百姓利益为重。《管子·任法》中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强调执政者要依法办事、公正无私。“守廉”强调执政者要严于律己、廉洁自律，抵制诱惑、坚守底线。执政者的廉洁，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品行与声誉，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百姓的福祉。因此管子强调执政者要“廉不蔽恶”，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管子》所倡导的“清正守廉”，本质上是一种底线思维、一种自律精神。它要求执政者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以清正廉洁的品行践行治政使命，以廉洁自律的作风创造实在政绩。这种廉洁从政的要求，不仅是对执政者个人素养的考验，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保障，成为《管子》政道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正心明道、富民兴邦、实干笃行、清正守廉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管子》政道观的完整体系。其中，“正心明道”是思想根基，解决了执政者“为谁从政、如何修身”的问题，是实现一切政道的前提；“富民兴邦”是价值核心，解决了执政者“从政何为、追求什么”的问题，是政道观的根本导向；“实干笃行”是实践路径，解决了执政者“如何从政、怎样作为”的问题，是实现政道的根本保障；“清正守廉”是底线要求，解决了执政者“从政底线、行为准则”的问题，是践行政道观的重要支撑。
千年治政智慧，映照时代初心。在建设新时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管子》的政道观中汲取智慧。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弘扬实干作风，坚守廉洁底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绩为导向，创造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
（作者余立涵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陶家俊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