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出版实践：《我不是好惹的》编辑思考

　　21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生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精英文学、美术与学院体系的主导地位逐渐松动，以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与跨媒介实践为特征的文艺形态不断涌现。“新大众文艺”作为兼具政策性与理论性的概念，用以指认这一趋势，不同于20世纪的“群众文艺”，强调文艺与日常生活的重连、创作主体的多元化及媒介融合。在此背景下，图书出版面临新的挑战：图书的公共性何在？编辑在其中承担何种角色？如何将公共空间中的跨媒介实践转化为书籍形态？

　　《我不是好惹的》是诗人、艺术家丁成围绕公共艺术项目“丁成菜档”的一次书籍转化实践。该项目在艺术进入日常、观众参与、现场流通等方面充分体现新大众文艺特征。以“蛋”为核心意象，丁成将诗歌、现场文本、访谈与方法论并置，形成512页的出版物，并荣膺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本文系统梳理其出版全过程，从编辑实践出发，尝试探究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图书出版方法论。

　　从“公共空间”到“书籍形态”

　　“丁成菜档”的核心理念在于“观众不仅获得有限的‘观看’权，而是能够自由介入作品主体，并以作品为舞台对自身主体进行反向介入，从而展示给他者。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的工作重心由内容提供者转向平台建构者——通过搭建基础设施与提供生产材料，为公众创造充分必要的介入条件，引导他们不仅作为旁观者或艺术家的附庸，而是进入与艺术家平等对话的轨道，实现艺术真正的‘介入性’和‘公共性’”。正如“丁成菜档”通过平台激活公众参与一样，编辑的角色也应从内容提供者转向策划者和介入机制的构建者，通过出版本身为创作提供条件，从而实现出版与创作的互动性与共生性。

　　《我不是好惹的》并非一部现成书稿，而是源于丁成于2023年在南京科巷菜场发起的公共艺术项目“丁成菜档”。他在菜市场开设摊位，向社会公开招募具备合法资质的鸡蛋商户入驻，并以“卖蛋”的方式展开艺术实践。鸡蛋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可食用的土鸡蛋，按市场价格售卖；另一类则是外观几乎无差异、但无法食用的木头鸡蛋，配有独立编号、包装与艺术家签名，价格远高于前者。两种鸡蛋的共同之处在于，蛋壳上均印有艺术家原创的诗句。这一实践并不以“艺术品展示”为核心，而是通过商品流通、日常交易与公众参与，使诗歌语言进入公共生活的具体情境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元素、每一项指标包括社会公众的每一次购买行动，都越出了菜场传统的功能边界。

　　编辑对该项目的判断正基于其所呈现的文艺观念：语言可以作为行动介入现实；诗歌不再局限于书写与朗读，而是成为公共空间中的可见物；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持续松动。这些特征，恰恰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实践维度。

　　在新大众文艺出版中，作者不只是文本生产者，而是一个持续提出问题、生成方法的主体，其创作行为本身即构成一种长期展开的实践结构。因此，责任编辑在选题阶段所要完成的，不只是对单一项目的评估，更是对作者整体创作逻辑的理解。作为诗人的丁成，一如学者杨小滨所言，“在写作实验竞技场上，丁成走在最前面，经由弃绝汉语句法、词法的种种努力，反倒展示出汉语的蓬勃生机，也强行踩踏了当代诗可能（甚或不可能）抵达的边界”。

　　作为艺术家的丁成，他的创作横跨诗歌、绘画、电影、装置与公共艺术，其跨界并非出于形式上的尝试，而是服务于同一核心观念：语言可以成为行动，艺术可以进入日常，作品应当与社会发生真实关系。从早期诗歌写作，到将诗句转化为物质对象、公共标识乃至交易媒介，丁成的创作始终围绕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展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编辑团队在出版前期并未急于确定书稿形态或内容边界，而是通过长期观察、反复沟通与资料梳理，试图理解作者的整体创作脉络。这种以作者研究为基础的选题方式，使出版决策不再依赖单一作品的偶然成功，而建立在对作者长期创作潜力的系统判断之上。

　　在确认选题价值与作者潜力之后，编辑仍需面对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一个发生于公共空间、具有高度现场性的艺术实践，转化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书籍形态。“丁成菜档”作为公共艺术项目，其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展览、文本或影像记录，如果简单将其处理为“项目资料汇编”或者艺术家展览的作品画册，不仅无法呈现其深度，也会削弱书籍作为媒介的独特价值。因此，在选题阶段，《我不是好惹的》的选题方向被明确为：通过书籍呈现一种创作方法论，而非简单再现一个艺术事件。书籍不再承担“记录”的功能，而被视为对公共艺术实践的再建构空间。这一方向的确立，直接影响了后续内容组织、编辑策略与设计思路。

　　编辑的“结构性工作”

　　“新大众文艺”常被误解为一种去中心化、去规范化的创作状态，似乎只要内容足够贴近日常、足够具备公共性，就可以降低专业标准。然而，从出版实践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解并不成立。新大众文艺并非“反”专业，而是对专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不是好惹的》所涉及的内容形态极为复杂：既包含高度凝练的诗句，又包含为鸡蛋而写的短句文本；既有公共艺术现场的记录，也有作者自述、访谈材料与背景说明；同时还保留了大量“以依稀可辨的字痕呈现，仅作为背景和氛围，不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的文本。这种内容结构本身就拒绝线性阅读，也无法依赖传统诗集或文集的编辑经验来处理。在此情况下，如果编辑流程被简化为“尊重作者原样呈现”，书籍会失去内在结构，沦为材料堆叠。新大众文艺的出版，并不是“少做编辑”，而是要求编辑在尊重开放性的前提下，通过结构性工作，使内容获得可被阅读、可被进入、可被理解的形态。

　　《我不是好惹的》最大的编辑难点，在于全书并非单一文体，而是由多种文本层级并置构成：最核心的是印在蛋壳上的短句，这些短句在原始语境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次是为这些短句恢复语境后的段落文本；再次是围绕丁成展开的访谈、说明与背景材料；此外，还有大量作为视觉背景存在的原文字痕。这种多层级文本的并存，使传统“统一体例”的编辑方法难以直接适用。

　　于是，文本整理阶段，编辑对全稿进行了多轮通读与朗读式校对；所有引文、访谈与背景材料均需逐一核实来源，确保其在学术与事实层面上的准确性。在排版阶段，编辑与设计师张鑫保持持续沟通，对每一类文本在页面中的位置、密度与节奏进行反复商榷、调整。尤其是在处理“字痕”文本时，编辑必须在可读性与存在感之间寻找平衡：字痕既不能被误认为正文，也不能因过度弱化而失去意义。此外，由于全书采用非线性阅读结构，编辑还需通过模拟读者进行整体翻阅，判断不同阅读顺序是否会造成理解障碍。这种以“阅读体验”为导向的流程检查，是新大众文艺出版中极为关键却常被忽视的一环。

　　当然，编辑伦理与新大众文艺出版的内在要求是高度统一的。新大众文艺强调公共性与参与性，这意味着作品一旦进入书籍形态，便不再只属于作者，而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编辑在其中承担的，是为公众负责的中介角色。在这一意义上，编辑既不能以“尊重创作”为由放弃专业判断，也不能以“规范出版”为名压制内容的开放性。

　　出版的“前置”与判断

　　《我不是好惹的》的书籍设计，并非发生在文本完成之后的被动环节，而是在出版方案确立之初便被纳入整体策划之中。书籍不再只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产物，而是一个由作者、编辑、设计师共同完成的出版实践。

　　《我不是好惹的》提出的一个核心设计假设，是“每一页都应当精准对应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语境”，设计在版式层面确立了“3秒读完、完读率100%”的目标。这种设计策略，使阅读从线性推进转变为一种可随时进入、随时离开的状态。读者不必遵循既定顺序，也不会因中断而失去阅读的整体感。这种“低门槛进入、高完成度退出”的阅读体验，与艺术家丁成在创作中强调的“艺术进入日常”“语言成为行动”的观念形成了内在呼应。

　　再次，在字体与版式语言的选择上，设计师张鑫并未刻意追求新奇，而是保持克制。全书以黑白印刷为基础，大字号的黑白宋体文字在封面与篇章页反复出现，成为贯穿全书的视觉符号。封面设计以“鸡蛋”的质感为起点，选用接近蛋壳的浅米色作为主色调，并以橙色腰封形成对比。书名字体被有意放大，并在排布中产生轻微的挤压与碰撞，使“不好惹”的力量感从语义层面转译为感知层面的紧张。

　　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文艺生产已不再遵循“作品完成—文本发表—读者接受”的单一路径。大量实践发生于公共空间与跨媒介环境之中，持续生成社会意义。在此背景下，出版面对的核心问题不再只是如何做好书，而是如何识别尚未固化为文本、却已具备文艺能量的实践，并判断其转化为书籍的可能方式。《我不是好惹的》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它表明出版并非只能承担“后处理”角色，而是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重新获得了前置性的判断能力。出版的核心不在于套用经验，而是在具体情境中持续做出判断和调整，拓展出版所能容纳的文艺形态边界。

　　（本文作者为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