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地刚印象

　　横地刚，学界恐怕很少有人知晓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研究领域好比大树上的一个枝叶。他是一位日本民间学者，好像是做中日之间的贸易工作，经常到中国出差，在我的印象中，大约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光顾鲁迅博物馆，拜访老学者，查阅馆藏旧资料。

　　鲁迅诞辰100年至120年间，经常有日、韩学者到中国进行交流，鲁博书屋的生意因此也格外兴隆。很多中外学者都因购书与我成为好友，我和横地刚先生就是在这个时间相识的。

　　横地刚是生意人，性情开朗，潇洒幽默，男人气十足。每到鲁博，先找我聊上一会儿，他买书一买就是好几捆，有些不好找的书，书屋也设法为他搞到。鲁博的资料，我有时也为他查找。他的一口带有日本腔的中国话讲得非常流利，拉着长音，使人想起日本电影中的高仓健。

　　横地刚和我讨论的话题，大多是关于鲁迅与版画，并求索相关的资料线索，彼此之间都多有启发。1999年时，我曾经主编出版了《中国萌芽木刻集——鲁迅评析中国现代木刻典藏》并获得国家图书奖。他知我对鲁迅与中国早期版画比较熟悉，我们的话题也就比较多，电子邮件来往也比较频繁。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他所研究的由大陆到台湾的一位版画家黄荣灿的名字。虽然他是一位民间学者，研究只能算是业余，他的研究工作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但他对他的研究深入且痴迷，其著作毫不逊色专业研究者。他用了数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寻访专家学者，广泛搜集资料。2001年，他的多年研究成果《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他克服了一个外国人的不便，搜集了大量1945至1949年间两岸的报章杂志，从大量的文献中梳理出这一时期两岸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所共有的潮流，并且在这同一潮流中去定位和认识黄荣灿和他所带来的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现实意义。”

　　关于黄荣灿的生平事迹，我们都是从横地刚这本书中得知的。

　　抗战爆发后，新兴版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木刻家们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自觉地以木刻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武器。抗战时期出版的木刻刊物约有4000种以上。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和“中国木刻研究会”。

　　黄荣灿仅是抗战时期众多木刻家中的一员，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兴木刻版画群体的实践与意义。

　　黄荣灿（1916—1952），出生于重庆，肄业于国立艺专，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重庆西南美专，抗战时期在广西柳州报馆工作，为中国木刻研究会理事。他以鲁迅的美术思想和精神作为实践的指南和创作生活的主干，他的作品中有4幅鲁迅像，两篇论述鲁迅的文章。徐悲鸿曾参观过重庆举办的木刻展，评价黄荣灿“雄心勃勃，才过于学”。1939年7月，黄荣灿在“鲁迅逝世三周年木刻展览”中展出了他创作的第一件作品《鲁迅像》。他在柳州举办了“抗战画展”“木刻研究画展”“街头木刻画展”，编写了《木刻文献》《木刻创作技法》等。

　　在横地刚的书中，逐一确定了黄荣灿在抗战中的8篇著作和39幅作品。这种精细的史料汇集与研究精神令人敬佩。1945年底，黄荣灿到台湾参加光复后的接收工作，身份是《人民导报》记者等。在台湾的几年，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提倡现实主义美术，举办各种美术展览和沙龙，创立了新创造出版社，出版文艺及美术书籍。1947年，他的版画《恐怖的检查》对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表示了同情，1951年被台湾当局以“从事反动宣传”罪名逮捕，后以叛乱罪秘密处决，年仅36岁。

　　目前在国内出版的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美术史中，鲜有提到战后台湾版画这段历史及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横地刚的书名用了“南天之虹”，因为黄荣灿到台湾后曾在《人民导报》编辑过文艺副刊《南虹》，意思是要在台湾海峡架起一道彩虹，让600万台湾同胞通过这道彩虹之桥与大陆互相往来。《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通过对黄荣灿及其相关史料的研究，详细考察了这段时间以黄荣灿生平为中心，台湾的近代历史、政治环境与美术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我印象中，横地刚似乎充满着精力，活动能力也非常强。201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新兴版画运动80周年，鲁迅博物馆和浙江美术馆在杭州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了一个展览——“鲁迅的面容”，集中了鲁迅生前死后的美术家塑造的鲁迅形象，包括素描、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及现代装置艺术等品种，作品数百件，共用了9个展厅。其中一个是“琉球·佐喜真美术馆藏凯绥·珂勒惠支原作展”，展出了日本冲绳县的佐喜真美术馆收藏的包括版画和雕塑在内的58件作品。珂勒惠支的大部分作品在二战时期毁于战火，佐喜真美术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凯绥·珂勒惠支作品收藏。此次展览就是由横地刚大力推介并多方联络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