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绝绪言：鲁迅的最后诗篇

　　鲁迅一般被称为小说家、杂文家，其实，鲁迅更是或者说本是一位诗人。他从小试图走科举道路，受试帖诗训练，应有大量习作，他的被记录或发表的最早作品就是诗。而且，诗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缺席。虽然有些阶段他自己没有诗作，但有翻译外国诗、抄录古代诗之类活动，如在日本留学时期，他与弟弟合译外国文学作品时，一般负责翻译书中的诗歌，多以骚体译出，古色古香，幽邃浪漫。新文学兴起，在新诗运动中，他只写了五六首就歇手了，自我调侃说“敲敲边鼓”。

　　鲁迅曾对新诗发表了一些负面的言论，虽然仍然关心新诗的进步，但要作诗，更愿意作旧体诗。

　　鲁迅一生写了近70首旧体诗，发表的很少，曾有几首赠送日本友人的诗发表在《文艺新闻》上，还有《悼丁君》和写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悼柔石》，也是公开发表的。他晚年很多诗作，尤其是赠送日本朋友的篇什，虽然是应酬之作，但颇寄托情思——日本朋友可能只当作名人墨宝珍重，不一定很了解隐含意义。

　　鲁迅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也没有起意编纂诗集，只是将一些新旧体诗收入《集外集》。今天我们编纂鲁迅文集，第一卷就应该是诗集——诗是自古以来第一文体。

　　曾惊秋肃临天下

　　1935年秋，鲁迅写下最后一首七言律诗。像往常对大多数诗作一样，他没有立即示人，而是到年底写赠给了来访的老友许寿裳：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面对纷乱的尘世、无边的旷野，诗人百感交集。金风即秋风；萧瑟，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曹操《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从这些词句中可以想见氛围之肃杀。千官，总称全国的官员。《荀子》曰：“天子千官，诸侯百官。”菰、蒲，均为水生植物。菰米（亦名雕胡米）可食，蒲可编席，旧时常用来指隐士安身之所。菰蒲尽，犹言老无可归，而好梦坠入杳渺云气，比喻理想破灭。人老以发白齿落为表征，而且老年人畏寒。荒鸡，清代周亮工《书影》卷四：“古以三鼓前鸡鸣为荒鸡。”《晋书·祖逖传》：“逖与司空刘琨……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首句概括一生遭遇：春温少，秋肃多，坎坷不断，郁愤累积。鲁迅在绍兴时期感受人间冷暖，在南京时期经历新旧碰撞，在日本从事文艺失败，归国后十年默默沉潜，新文化阵营解散后彷徨无地，上海时期被国民党文化围剿，心力交瘁。

　　鲁迅20多岁撰写的《摩罗诗力说》的开篇就出现了“春温秋肃”的强烈对比：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

　　春秋两种景象不断交替而且并列出现在鲁迅诗文中：“新宫自在春”“几家春袅袅”“寒凝大地发春华”。时常生活在秋肃之中的鲁迅，笔下出现春温的时候，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奢望。“惯于长夜过春时”，便是和煦的春天，他也总在暗夜中度过。缺少温暖的人更渴望暖意，因此他曾希望画家“只研朱墨作春山”。

　　颔联借时事抒发感情。1935年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规定河北省撤销军事组织及政府机构。同时日军又制造“张北事件”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控制察哈尔省。同年秋，日方策划“华北五省独立”即所谓“华北自治”，致中国官员和军队从河北、察哈尔省等地撤出。时局艰险，前途堪忧，诗人不知所往，逃避无地，诗中承续了“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等诗句中的意象。特别醒目的是“菰蒲尽”三个字：难道真的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民以食为天，吃饭也是诗人的头等大事，苏东坡的《石菖蒲赞并序》写怎么吃菖蒲，还在一首词里写出“菰黍连昌歜”这样的食谱：“菰黍”是指菰叶包米制成的粽子，“昌歜”则是把菖蒲的茎根切碎后放上盐来腌制而成的小菜。

　　战乱中的百姓生活不免颠沛流离，吃饭是很可能出问题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战争中，鲁迅一家就仓皇逃难过。

　　尾联首句表面上写夜阑人静，是鲁迅每天看书写作到深夜的感受。他曾描述过战争时期自己住处周边环境，“邻人十去其六七，入夜阒寂，如居乡村”。这里是反用晋朝人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形容万马齐喑的社会状况。次句写天将拂晓，新的一天开始，虽然不无“亮色”，但也只能表达一种期待而已。

　　全诗综合运用比喻、借代等手法，感情深沉，意境宏远，对仗工整，词句凝练。

　　将这首诗与青年时期《自题小像》中的“我以我血荐轩辕”对比，分明感受到从高调到失落，从激昂慷慨到凄凉孤清的意境。这首诗写出了鲁迅的生活经历、人生态度和现实情怀。题中的“残”字就是诗眼，在残秋，在残酷的世界上过着残破的人生，情绪压抑中更多不安和躁动。

　　1935年初，因为疾病纠缠不去，他的身体愈加衰弱。3月23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

　　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

　　写《亥年残秋偶作》的时候，鲁迅已经将《死魂灵》译完，巨大工程的完结让他松了一口气。但1936年上半年，他的病情加重，4月5日写信给许寿裳说：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颇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当鲁迅病重不能写字的时候，许广平替他给朋友回信。1936年6月25日，许广平在给曹白的信中写道，“因为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挣扎相关，三言两语，实难了结”。

　　鲁迅也曾考虑过去别的地方疗养，唯独医院，他绝不愿去住。他宁可少活几年，也不愿为治病耽误时间。他对医生说，能治好当然是好，但是如果治不好，还不如多做些工作。他宁愿死在自己家里，可以一边治病，一边写作。他也不愿更换医生，坚持聘请长期为他看病的日本医生——这些都显出他性格中固执的一面。

　　老归大泽菰蒲尽

　　鲁迅一生获得的温情并不多，晚年虽然在小家庭中充分感受到了关爱和柔情，但也很少徜徉在春江好景之间，欣赏大自然景观，而更多地徘徊在暗夜。刚到上海不久，他不愿到杭州游玩，在朋友们再三劝说下方才成行。后来竟再也没有第二次出游的闲心。他在《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中承认：“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即便是看风景，也要看出历史和民族大义。

　　老年的鲁迅，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许广平与鲁迅同居后，没有出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

　　1934年底，鲁迅购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三集，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话和一首诗，诗曰：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诗中用了《庄子·大宗师》典故：“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许广平在《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广平诗的几句说明》中回忆：“偶检藏书，却在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内，赫然见此旧诗，触景生情，追忆几句：所说‘戌年’，乃一九三四年购得此书，共同披览之下，因彼此都爱好书画，即蒙鲁迅见赠，并题字纪念，岁月不居，忽然已隔三十年之久了。”

　　大病稍愈，他躺在病床上思考人生，虽然按惯性还在想有很多事要做而且要赶快做，但也意识到生活应该劳逸结合。他在《“这也是生活”……》中写道：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积劳成疾，身体衰弱。被困在床上的鲁迅终于意识到，一个战士，固然要永远进击，但也要懂得休息，“这也是生活”，意思很明了：休闲、娱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然而，停下脚步，放松躺平，他做不到。就像《野草》中那位“过客”一样，他“只得走”。

　　去世前一个多月，鲁迅在《死》一文中抄录了几条留给妻儿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这七条已经十分严正而决绝，紧接着的一段话更令人震撼：“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上升到诗的层面——这是鲁迅独有的“愤恨诗学”。

　　起看星斗正阑干

　　1935年底，鲁迅的身体明显衰弱。次年初，他的病情出现凶险迹象。人越老事情越繁杂，疾病缠绵更不免心急，似乎还有不少事放不下。到达生命尽头的鲁迅，至少面对两个问题：人究竟有没有灵魂？中国究竟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未来？两个问题，虽然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国家的，但密切相关，即中国人安放灵魂之所在哪里？

　　鲁迅定居上海后，翻译了一些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著作和作品，例如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法捷耶夫的《毁灭》，还联合同志和朋友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介绍苏联木刻。但显然，他对苏联文学感到不满意，而依然倾心于俄国文学，服膺古典时代的大师和杰作。其中，果戈理“以其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是他青年时代取法的对象。用文学感动人，用文学改造国民性，乃至用文学改良政治，是他的理想。虽然屡屡碰壁，但他坚持几十年，对文学不离不弃，因为他坚信文学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他在为《呐喊》的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中说：“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这段话与《呐喊》自序中的“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从事提倡文艺运动了”异曲同工。但现实中，人们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相近的思想，没有同感，没有共情，灵魂很难相通。

　　鲁迅在果戈理的生平和作品中也发现了这种失望和绝望。他在该书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中说：“果戈理（N.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果戈理——笔者注）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这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鲁迅在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中还评论说：“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

　　鲁迅从历史典籍中找，从神话传说中找：大禹、墨子、法显、玄奘……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举出这样几个类型：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然而，在现实中，这类人物偏难遇见。从现实推求历史，他的怀疑情绪就更浓重起来。

　　为什么他总是看到负面的东西？因为自身很多黑暗吗？他有时也提醒自己，要多看到光明，着眼于未来：“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这样解读《亥年残秋偶作》：“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老友在鲁迅的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联中看到一点儿希望。

　　从兹绝绪言

　　鲁迅作品总体氛围让人感觉悲凉和绝望，人物很少有昂扬的情绪，而且很少有正面人物。他知道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有希望、有英雄的时代。他所能做的只是写一些愤慨的、讽刺的文字。多冷嘲热讽，多怨恨愤怒，这样的局面，是连他自己也厌倦并痛恶的——这恐怕也是他晚年搁笔小说创作的一个原因。

　　果戈理把他的得意之作《死魂灵》称为“长诗”。鲁迅的文字，无论小说、杂感，也都是诗。他没有写出一部或多部长诗，而是用无数短章组成一部“杂诗”。他对自己创作的“短”和“杂”并不满意，晚年倾力翻译果戈理这部名著，目的也许就是想有所借鉴，自己也来写一部“长诗”吧。

　　鲁迅最早的一首悼念朋友之作是《哀范君三章》，其中有一句“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意为老朋友去世，活着的人再也听不到他的金玉良言了。

　　鲁迅对同时代和后来人而言也是如此。

　　鲁迅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异的存在，既是战士，又是文人，是战士与文人的合体，战斗性是他的文学的重要品质，在一个需要抗争的时代，他担负起沉重的使命。但鲁迅毕竟是一位文人，文人情怀是他的底子。这情怀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是必备的情趣和修养。缺少文人情怀的战士会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如果把文人换成诗人，就更为贴切：诗人往往就是战士，而真正的勇士，也必有诗人的品格。

　　晚年鲁迅以最后一首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完成了一篇“诗的自传”，境界萧索，感情沉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仍然是一个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国度。星斗阑干，天快要亮了，但谁是闻鸡起舞之人？他起身倾听，有所期待。

　　《亥年残秋偶作》是鲁迅留给人世的一篇诗的告别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