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从“以命相守”到“以心相承”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一部厚重而深情的著作《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再次将我们带回那段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岁月。该书以小切口大主题的叙事智慧，以文物烽火录的微观史实阐述家国大义，也搭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桥梁。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而是一次跨越十年、行程万里、涉及万箱国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在抗战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公众对其知之甚少。然而，《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以详实的档案资料、珍贵的图片、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揭开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如何装箱、运输、保管，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群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员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作者指出：“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誓言。

　　中华读书报：您在《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中强调文物南迁是“国家记忆”，是什么契机让您对这段尘封的岁月“念兹在兹”，并投入长达20年的心血去研究？

　　郑欣淼：我对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产生强烈关注并投入研究，始于2005年。二十年来的探索，主要由三件重要的事不断推动着我。第一件事，是200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也是马衡院长逝世50周年。马衡先生正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西迁存藏的重要决策者与管理者。为纪念他，我撰写了《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一文，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由此，“马衡”与“故宫文物南迁”这两个沉寂多年的名字，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第二件事，是2010年6月，为纪念故宫建院85周年、紫禁城肇建590周年暨抗战胜利65周年，北京故宫倡议并与台北故宫共同组织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通过重走，我们不仅串联起历史的轨迹，更在彼此交流中坚定了合作整理档案、深化研究的共识。第三件事，是2019年，“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被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担任首席专家。这使研究工作进入了更系统、更深入的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我对文物南迁意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它远不止是故宫自身的一段院史，更是中华民族在存亡续绝关头，守护文明薪火、彰显文化韧性的壮阔篇章。因此，这项研究对我而言，早已超越个人兴趣，成为一份必须承担的文化使命——尽己所能，为之记录，为之传续。

　　中华读书报：您在还原故宫南迁历史时，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珍贵细节。在发掘档案和实地走访中，哪一桩具体的人物事迹或事件细节让您感到最能与那段历史产生超越时空的情感链接？

　　郑欣淼：最触动我的，往往不是宏大决策，而是具体而微的生存图景——它们真实丈量着守护文明的代价与温度。一盏灯，照见了极致的艰难。南迁后期，物价飞涨，乐山、峨眉的灯油价格极具象征性：从1938年每斤2角，飞涨至1943年的26元，是原来的130倍。1943年，马衡院长致信嘱托灯油分配，细致规定“每灯每日发油四两”，确保有限资源用在最必需的看守之处。灯火虽微，却是在物质极端匮乏中对职责的寸步不让。一辆车，则映射出战时的特殊困境。庄严先生之子回忆，1944年底看到许多卡车侧边装着烧木炭的圆桶。那正是战时因汽油断绝而出现的“煤气车”，靠烧木炭或白煤驱动。到1945年，超过1500辆这样的车行驶在主要干线上。这种“烧炭的汽车”，是现代运输在战火中因陋就简、顽强存续的象征。能源短缺深刻搅动着所有人，由于汽车尝试改用菜油，导致食用菜油价格飞涨，其涨幅远超粮食，文物护运的困难与亿万民众的日常生活困境紧密交织。这些细节之所以震撼我，是因为它们将“国宝南迁”还原为无数人在极端条件下的具体挣扎。一盏灯如何点亮，一辆车如何开动，这些看似琐碎的物质难题，恰恰是文明在烽火中迁徙时最真实的足迹，让我触摸到那段历史粗糙而温热的肌理，感受到前辈们用近乎执拗的细致，守护文明火种的深情。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深刻阐述了“典守精神”，这是南迁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信仰。您认为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传承和践行这种“典守精神”？

　　郑欣淼：“典守精神”是故宫南迁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仰。在今日，它应从历史壮举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文明态度与集体实践，其内涵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与传承。其一，从“以命相守”到“以心相承”，内化为文化敬畏与职业信仰。和平时期，“典守”体现为所有文化工作者对文化遗产的至高敬畏。它要求以“如履薄冰”的审慎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投入日复一日的保护、管理与研究，成为一种深沉而坚定的职业信仰。其二，从“专人典守”到“众护共享”，升华为广泛的社会责任。守护主体应从专业机构扩展到全社会。国家通过法律顶层设计，机构履行专业职责，而每一位公民都能通过了解、尊重、爱护与监督，成为文化遗产的“共同典守者”。这有赖于公众“文化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其三，从“静态守护”到“活态传承”，践行于创新性发展之中。“典守”绝非将文物束之高阁，而是为了让文明血脉在未来绽放新生。这意味着在保护好文物本体的前提下，通过研究、教育、数字化、文创等多种方式，让文物“活”起来，使其蕴含的智慧与美融入当代生活，滋养人心。总而言之，当代的“典守精神”，核心是将对文明的珍视与护卫，转化为深入社会肌理的持久实践。它要求我们在喧嚣时代，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对文化的责任与自觉。这份精神连接着过去烽火中守护灯火的先辈，也照亮着我们民族安顿自身文明、延续文化薪火的未来道路。

　　中华读书报：此前在谈到枕边书时，您提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很希望见到沈从文。您对沈从文的了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郑欣淼：我希望见到沈从文先生，这源于对其文学的倾慕，更因一段从文学延伸到故宫的缘分。初识沈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边城》等作品以冲淡笔触描绘湘西的人性美与自然美，令我神往。而深入关注他，是在我到故宫工作后。为厘清他是否在故宫工作过的疑问，我查阅了档案。发现1956年故宫确曾收到调他工作的通知，但批注显示他并未正式调入，而是从1957年起以“兼职研究员”身份在故宫织绣组工作。他积极参与研究，许多故宫人都视他为“故宫人”。在故宫，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织绣服饰。他注重学以致用，1958年曾亲自护送故宫织绣藏品赴江南多地巡回展出三个月，贴近生产一线，并提出“一切研究，都为的是有助于新的生产”这一前瞻理念。面对故宫织绣研究力量薄弱的情况，他悉心指导青年，培养了如陈娟娟等日后成为权威的专家。同时，故宫的丰富藏品也滋养了他的研究。他撰写了《中国刺绣》等重要文献，参与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选辑》等奠基性编纂工作。1959年，作为国庆献礼的故宫织绣馆开放，他拟定了系统详尽的陈列设计并参与布展，贡献卓著。这段历史令我感慨。我于2005年发表《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文，公布了相关信函档案，在文学界引起反响。丁玲的先生陈明先生还曾特意来故宫致谢，让我深感历史细节的温暖与力量。

　　中华读书报：作为历史的书写者，您如何处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小人物细节之间的关系？

　　郑欣淼：我认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唯有浸润于具体生命的肌理之中，才能获得真实的重量与温度。故宫文物南迁是一部文明存续的壮阔史诗，而这部史诗是由无数鲜活的个人及其家庭织就的。在我的书写中，着力从两个层面展现这种关系：

　　一是守护者的精神世界：风雅与信念，是穿透苦难的光。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支撑故宫同仁的不仅是职责，更是他们深厚的人文修养与丰盈的精神世界。在安顺、乐山等地，他们吟诗、作画、访古、研学。马衡院长以诗文言志，庄严先生在南迁途中赋诗数十首，同仁间彼此唱和。这种在困境中保持的文人风骨与雅趣，绝非闲情逸致，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与“视国宝为生命”信仰的深刻体现。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光芒，让他们在最晦暗的时空里，成为了文明的火种与光源。二是迁徙中的家庭史诗：国运与家运的深刻交织。南迁史也是每一个护宝家庭的流离史与成长史。我特别关注这些家庭的轨迹。例如庄严先生一家清贫相守，夫人在后方全力操持，他则以“名画接龙”的游戏启蒙儿子，将艺术的种子与澹泊的家风深植后代。家庭，成为守护者最坚实的后方与文化传承最生动的课堂。而梁廷炜、梁匡忠父子的故事更具象征意义。梁家三代服务故宫，是名副其实的“故宫世家”。尤为动人的是，梁匡忠子女的名字，无意间镌刻了国宝迁徙的路线：长子“峨生”（峨眉）、长女“嘉生”（乐山）、次子“金生”（南京）、次女“宁生”（南京）、幼子“燕生”（北京）。这五个名字，连缀成一幅鲜活的南迁东归地理图，将家族血脉的延续与国家文脉的流转完美融合。

　　因此，处理宏大叙事与微小细节的关系，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典守大业的完成，依靠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以及滋养他们的家庭与精神。书写他们日常的坚韧、家庭的温情、精神的丰饶，并非稀释历史的庄重，恰恰是让这段“国家记忆”变得可感、可亲、可敬。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文明的奇迹，从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由无数具名的生命，用他们的风骨、汗水、智慧乃至整个家庭的轨迹共同铸就的。（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