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偷逃东北叛国前后

　　胡嗣瑗著、裘陈江整理《胡嗣瑗日记》2017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其原名《直庐日记》，即胡氏在天津办事处的值班日记。起自1931年2月17日，止于同年10月22日，时值胡嗣瑗随从溥仪居住天津最后时期，其中详细保留了小朝廷的办事记录，可谓溥仪在天津最后时期的实录。特别引起笔者留意的是1931年9月19日以后的日记，可与《我的前半生》所记末代皇帝对九·一八事变的早期反映互证，既深刻体现了历史从来不平静的道理，又充分显示出新史料的挖掘对于研究《我的前半生》的重要性。据考，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并不知道或知道但未见过《胡嗣瑗日记》。他所引用的私人日记为《醇亲王载沣日记》《郑孝胥日记》《恽宝惠清代见闻杂录》《佟济熙日记》等等。任何当年撰述历史作品时史料的阙失，由于后生晚辈的努力，逐渐浮出水面，都是可喜可贺的史学常态，为史实互证提供了契机。

　　《我的前半生》第五章《潜往东北》第一节《不静的“静园”》引《郑孝胥日记》1931年9月19日条：“日本《（东京）日日新闻》送来号外传单云：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召见刘骧业、郑垂，命刘骧业先赴大连。”溥仪自传所述刘骧业为陈宝琛的外甥，在天津时任“清室驻津办事处”的交涉机构负责人，鞍前马后给末代皇帝跑事。据《我的前半生》说，溥仪第一次派刘骧业去东北联络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虽然未果，但得到了遗老们“奉天一切完备，唯候乘舆临幸”的消息。《胡嗣瑗日记》同年9月19日条：“到处，即见《日报》号外日军昨晚与奉军冲突，风云骤变。余意出游当然暂止，刘骧业等仍可往觇大势。郑孝胥亦无异说。郑垂来，则云两人皆不必去。刘骧业到，与垂同见，闻上派刘骧业前往，郑垂暂留不行。”印证了溥仪所引《郑孝胥日记》的说法。

　　《不静的“静园”》这一节又云：

　　九月三十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我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我怀着喜事临门的预感，到了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正立在他的住宅门外等着我。我进了他的客厅，在这里我看见了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从他鞠躬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是个日本人。香椎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大佐派来朝见我的，名叫上角利一。介绍了之后，香椎就出去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罗振玉恭恭敬敬地给我请过安，拿出一个大信封给我。这是我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乘机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的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他在信里说，他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我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我一回到沈阳，吉林就首先宣布复辟。

　　……

　　我向罗振玉和上角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他们。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香椎出场了，他向我表示，天津的治安情况不好，希望我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他这几句话，使我在坐进汽车之后，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是假的。我的疑惑已经完全为高兴所代替了。

　　上述征引，通过诡秘的阴谋气息，透露出日本军方和汉奸们的复辟意图。《胡嗣瑗日记》1931年9月30日条云：“适日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来见。承谕：据该员报告，奉天、吉林、哈尔滨皆已宣布独立，或者更有变化。日报已登出奉天由袁金铠等独立，为委员制。吉林为熙洽，哈尔滨为张景惠独立，又系长官制。面目各殊，一若毫不相谋也者。日报并译沪报评论，有‘日若迎今上归王满洲，大为可虑’之语，不肖心窃惴惴矣。”胡氏日记不仅印证和补充了《我的前半生》所述，而且将其内容丰富复杂化。袁金铠的伪政权是以袁金铠为委员长，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于冲汉、赵欣伯为委员的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笔者按，上述为《我的前半生（全本）》的内容，被《我的前半生》删削），张景惠的伪政权由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领衔。至于胡氏“心窃惴惴”的不安与溥仪的“高兴”形成对比，盖由于末代皇帝晓得日本军方的意图，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罢了。

　　《我的前半生》参考编年顺序书写。编年里又分专题内容设节，每一节中不一定有明确的编年，但这种隐性的编年，其效果与编年一致。如《潜往东北》这一章的第二节《日本人意见分歧》说：

　　还不等静园里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便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我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副领事不是直接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另方面，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我上台，我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且看《胡嗣瑗日记》的年月日编排。1931年10月2日条：“闻昨下午，吉田忠太郎又来，不知所云为何。后藤副领事来，则传其外部意，日内须加意保护起居，并称东三省独立属实非谣言，其告郑垂有云：据闻将来或先迎驾至洮南，吉黑略定，再取奉天等语。”同年10月14日条：“日总领事馆桑岛主计来见，闻代内田康哉谢赏玉佩，并致其言曰：一切请上珍重，不可轻动，所事应看天心、民心祁向何如也云云。”总而言之，日本政府的总领事馆不是不支持溥仪复辟，而是希望他审时度势，切莫轻举妄动。日本军方和政府的意见分歧在溥仪所述中还有更明晰的表示。

　　我派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继任松岗洋右曾说：“发动满洲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末代皇帝对此也有充分认识——引者注），内田是日本政界的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些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糊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糊里糊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虽然日本人把末代皇帝当猴耍，但溥仪当对去留的态度唯遵循慎重两字。这在《胡嗣瑗日记》中有充分的印证。如1931年10月16日条：“近午，又奉宣入见，知徐良顷来，言渠到日司令部，闻本庄派上角者到津备迎驾入奉，谓事如发动，行多不便，宜先离津，或暂驻大连（大连在日俄战争后被日本人侵占，并不属于张学良东北军在奉天的地盘——引者注），再定入奉迟速日期，较为稳便。”又如同年10月17日条：“承谕：昨手敕吉田忠太郎，主持重，原件仍即缴回。据复称，其司令部所见亦同，但在奉板垣参谋等亟盼速往，此事自以持重为宜。”再如同年10月19日条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承谕：昨吉田忠太郎来见，已如所商语之。据云在奉板垣盼去甚亟，实出相助好意，似未便却之太峻，拟仍前议，先移旅大，再看局势。到旅大后，消息较灵，接洽较易，但须与领馆善为说辞，略言津谣太多，公私诸感不便，愿暂时避地旅大，亦在该国保护之中，庶彼对于本国政府说得过去，不至于留难等因。”看来，《我的前半生》所云“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的说法，非常真实。然军部的不同声音，如本庄繁与板垣征四郎的不同想法，只有把溥仪著作和胡氏日记比照阅读，才能勾勒出全貌。同时，末代皇帝谁都不想得罪，亦担心蒋介石政府非难的心理，《胡嗣瑗日记》则反映得更清楚。

　　《日本人意见分歧》这一节还叙及溥仪发出“谕旨”，让两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溥仪尤其关注日本人“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的可怕事情”；《胡嗣瑗日记》都有呼应。且看1931年10月22日条：

　　承谕：顷据善耆之子宪基、宪原来见，略知溥伟到奉情形，此时自不能轻入重地，宪基等系日参部员约来谋取道蒙古，合趣通辽，已派郑垂入京接洽，务宜秘密勿泄。

　　末代皇帝一方面拉拢可利用人员为自己登极做准备，另方面还要防着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无独有偶。《日本人意见分歧》说，溥仪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传信，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那封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溥仪“御笔”致南次郎信件，题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而《胡嗣瑗日记》同年10月12日又记载：“远山猛雄已赴日。”直到1931年11月初溥仪在天津夜召土肥原贤二之后，终于产生了他的“白河偷渡”潜往东北叛国之事。该过程在《我的前半生》中记之甚详，我们还可以把《日本外交文书》和《秘录土肥原贤二》（日本芙蓉书房1972年版）的内容作为旁证，再次说明当时日本军方和政府的意见分歧以及军方内部的分歧导引出的此过程。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前往天津。然而土肥原刚从奉天出发，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就将这一情报通报给了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桑岛总领事认为此时带走溥仪还不是时机，中国驻屯司令官则支持这一计划，并表示说自己可以承担责任。土肥原的这一秘密计划，很快也被中国方面所察知，1931年11月2日上海的中国报纸，就以天津来电的方式，报道了土肥原入津和他正在策划带走宣统帝。后来《益世报》《晨报》也都报道了此事。天津市公安局甚至要求日本总领事馆劝告土肥原离津。尽管日本领事馆予以否认，不过自身也开始加强警戒。正因如此，土肥原在致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参谋的电文中说：“溥仪逃亡满洲是有希望的。企图在吉林建立政府也是真实的。但是桑岛天津总领事根据日本外务省训令不希望其离开，正在严密监视中，不采取特别的手段难以达到目的。”他要求陆军中央警告外务省，不要妨碍带走溥仪的行动。不过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认为：“土肥原强行采取非常手段时机尚早，带走溥仪在黑龙江政权稳定以后实行才是妥当的。”日本外务省也对桑岛总领事说日本政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据王志强主编《末代皇帝溥仪在抚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万鲁建署名文章《溥仪出走天津辨析》转引）

　　综上所述，以《我的前半生》的史实表述为中心，通过其他文献（当以众多为佳）与之进行比勘对照，方能凸显这部名著奇书特具真实性、准确性的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我的前半生》所述，从反面教材的角度，呈现当时历史事件的冰山一角，殷鉴使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