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光片羽今犹存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清诗话全编·咸同期》是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包括五十二种诗话，近五百万字，分十二册。“全编”此前已陆续出版了内编部分“顺康雍期”“乾隆期”“嘉庆期”“道光期”，而“咸同期”是内编的第五种，接下来还有“光宣期”，以及外编“断代”“地域”“综合”三种。作为“咸同期”的主要点校者，我这几年的工作重心基本都在这套书上，终于顺利完成任务，高兴之余也有无限感慨。

　　回顾“咸同期”诗话的整理过程，最大挑战在于文献的稀见与不易得。咸丰、同治两朝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社会持续动荡，书籍的出版、保存与流传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不仅导致当时成刻的书籍本就稀少，即便已有刊本，其印本乃至书版也往往毁于兵燹，能够传世者寥若晨星。以故祝文白先生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见《东方杂志》卷四十一）中，将“咸丰朝之内忧外患”视为明末以来图书“五厄”之一。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诗话中稿钞本所占比例显著偏高，各种书籍的流传范围相当有限，这都进一步增加了“咸同期”诗话全面寻访与搜集的难度。如就刻本而言，黄钊《诗纫》六卷，沈善宝《名媛诗话》十二卷续三卷，余宣《余旬甫诗话》二卷、《横河草堂笔记》一卷，冯继聪《论唐诗绝句》二卷，以及孙橒《余墨偶谈》八卷续集八卷的初刻本都非常少见，寻访殊为不易。至于稿钞本，因为通常都是孤本，馆藏也比较分散，获取难度更是倍增。如罗以智《诗苑雅谈》五卷，浙江图书馆藏有其中三卷稿本，南京图书馆则藏有另一卷稿本与四卷钞本，需要分头寻访，才得成全璧。不过，有赖于张寅彭老师与诸位访书同仁的全力以赴，亦承蒙国内外多家图书馆及学界师友的积极襄助，最终绝大多数稀见之本都顺利汇集，所谓“吉光片羽今犹存”，为“咸同期”的如期完成奠定了基础。

　　本人虽然不是访书的主力成员，但也曾多次前往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以及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藏书机构协助访书。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往成都校录施鸿保《读杜诗说》稿本二十四卷。此书有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但原稿始终下落不明。一直到2023年底同事张宇超老师再次调查时，才发现原稿现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于是张寅彭老师便命我于次年1月趁着寒假前往访书。博物馆并非藏书机构，没有古籍阅览室，也没有义务向读者开放藏书，但是该馆保管部的几位老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不仅将原稿全部拍照，毫无保留地供我查阅，而且还连着几天进入冰冷的库房，为我核对原书，以校正因照片次序错乱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实在令人感动。此外，校书过程中常有一些疑问，又在向四川大学周裕锴先生、《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彭燕老师的请益中得到解答，也令我获益匪浅。我在成都前后待了一个星期有余，最终得以通核全书，从而纠正了原整理本在编排次序与文字内容上的诸多问题，算是圆满完成任务。正放寒假的九岁女儿无处寄放，随我来到成都，白天我在博物馆看书，她就在宾馆里写作业，晚上则带她逛，体验成都美食。访书校书虽然辛苦，但过程中的种种美好令人怀念。

　　当然，遗憾和郁闷也是有的。大多数诗话的寻访工作，集中在2012年冬立项之后的数年间。然而十多年前的古籍检索平台还不是很发达，更没有那么多的电子古籍资源。现在回看，有不少当年费尽周折甚至还支付了昂贵底本费的古籍，现在都能在网上轻易获得；还有一些当年始终无法寻到下落因而最终放弃的书籍或版本，如今通过各种检索平台居然轻松查到了。例如孙橒的《余墨偶谈》初集八卷续集八卷，之前能够收集到的版本包括同治十年（1871）广东刊行的初集单行本，以及光绪二年（1876）江西双峰书屋刊行的初集、续集合刊本，由于未发现续集的单行本，于是就以双峰书屋本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但后来发现杭州图书馆藏有同治十三年（1874）广西桂林刻续集八卷，应该正是孙橒自行刊刻的续集单行本，此时已来不及抽换底本，只好作罢。此外，诸多客观限制也为文献搜求留下了一些遗憾。例如部分图书馆长期闭馆，或一些收藏机构未对外开放查阅，致使部分藏本未能目验。至于三年疫情使一些访书计划中辍，更不必说。这些只能寄望于条件允许时再作补正与完善。

　　访书是一难，点校整理则又是一难。首先是认字难。就已经出版的几期诗话看，咸同期的稿钞本比例是最高的。顺康雍期86种诗话中，稿钞本占11种（占比为12.8%），乾隆期100种中占11种（11%），嘉庆期60种中占8种（13.3%），道光期85种中占8种（9.4%）。而至咸同期，52种诗话中稿钞本就有12种，占比高达23.1%。这些稿钞本的字体，有不少都是较为随意甚至潦草的行楷，天头或字行间还常常批注有蝇头小字，辨认殊为不易。更麻烦的是，本来是由出版社负责誊录文本，但因部分稿钞本字体太过潦草，一般打字员无法辨认，因此录入工作也落到了整理者的头上。幸得诸多师友大力襄助，这些整理工作才得以高效推进。说到这里，想起曾有一部《松兆堂读诗随笔》钞本九卷，不仅字迹潦草难辨，而且体量极其庞大，如整理成书恐怕要达到近百万字。张寅彭老师本有意将此书收入咸同期，我叫苦不迭，只好力证其为抄撮众书而成。最后此书终被排除在外，不禁暗呼好险！

　　其次则是标点难。古籍的句读与标点，虽然是极其基础的工作，却非常考验整理者的学养与能力。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只能努力为之。而“咸同期”多稿钞本的特点，又使得标点难上加难。由于不少书稿处于未完成的稿本状态，或者辗转誊钞而来，因此缺漏、插补、错讹、体例不一甚至前后错乱都在所难免。例如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中有不少空缺与错乱之处，影响阅读，幸得整理者王乐老师细心勾稽其他相关材料，并结合另一残稿本《海氛诗话》互相校勘，才使其更加完整。此外，稿本常有潦草复杂的涂乙与修改符号，这也常常会干扰文本的点定，而复制本的清晰度更直接影响到对文字内容与修改痕迹的判断。如江西省图书馆藏杨希闵《诗搉》稿本，天头部分有不少作者后来增加的小字批注，不仅字迹极小难以辨认，而且还要根据内容斟酌其插入的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咸同期”在标点质量上有任何的问题，自然都是本人的问题；但若还有少许值得肯定之处，那么首先应当归功于张寅彭老师。他既是项目的总指挥，在立项之初便反复斟酌，制定了审慎而完善的体例与规范；更是具体点校工作的指导者与监督者。据我所知，他对每一部诗话、每一个标点都细细读过，并与我们认真推敲每一处可能存疑的断句与标点。对我而言，与其说这是工作，倒不如说是学习。回想这几年来，每次在图书馆807清诗话工作室向张老师讨教请益，都有如沐春风之感。而讨论结束后与诸位老师一起吃饭，买一杯咖啡继续闲聊，更成为辛苦点校工作中的美好回忆。

　　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执行的三审三校制度，以及诸位编辑老师的认真敬业，也是此书质量的有力保证。每次看到审校稿上被揪出来的各种错误，我在惭愧的同时，也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谢与敬意。出版一套古籍，尤其是这样一部卷帙繁重、疑难丛出的大部头古籍，没有一点对古籍的热爱与敬业，是非常困难的。

　　回想我最初参与这个项目是在2012年秋天。当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招标制度刚推行不久，终审仍需到北京参加答辩，于是我便随同张寅彭老师、刘奕老师一同前往北京。答辩顺利通过，意味着漫长的编纂与整理工作就此展开。按照原定计划，这个项目应在五年内完成，但到今天已经过去十三年，依然没有全部完成。不过亲身经历其中，我倒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总是在追求快，而国家社科办能够“容忍”这个项目慢慢做、细细做，实在是很有远见。犹记得2015年上海大学召开清代诗学会议时，浙江大学朱则杰教授发言称这个项目就应该慢慢做，至少要做二十年。如今想来，这正是对“全编”的编校质量抱有很高的期望。如今全书的整理已经快要进入尾声，其质量或许还有待于读者的检验，但十多年的冷板凳确是坐下来了。这种经历与体验，对于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笔异常珍贵的财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