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相长，父子互辩：《古籍举要》成书历程

　　《古籍举要》原名《后东塾读书记》，乃作者读书有得，随日劄记。择其有关于经史子集中国古籍中不可不读之书，仿陈澧《东塾读书记》之例，按书纂写。内容分《孝经》《论语》《孟子》《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小学》《诸子》《西汉》《郑学》《三国》《朱子》等篇，而以《陈氏记》备论经子而未及史集之两部，则推文章流别之意，加以区别与论述；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分之则各成篇章。揭发前人所未见述者甚多，关于古籍之精要已大备，诚研究古籍之南针。

　　1935年12月，世界书局出版《十三经注疏》，书后录此广告：推介国学名家钱基博先生的著作《古籍举要》。

　　品读清末经学大师陈澧的著述，钱基博很是钦佩，可谓拳拳服膺。所谓“仿陈澧《东塾读书记》之例，按书纂写”，可在《古籍举要·序》中寻到更为翔实的注脚：1930年夏，钱基博闲暇，指导侄儿钱锺汉阅读《东塾读书记》。前后约一个半月，钱基博时有申论，随手记下，便有了《古籍举要》。故而，此书体例与所论经学篇目，均仿自《东塾读书记》。

　　然而，钱基博不是一味单读《东塾读书记》。一日傍晚纳凉时，钱先生与家中孩子谈论读书，提出：《无邪堂答问》可与《东塾读书记》一并阅读——先读《东塾读书记》“以端其响”，后读《无邪堂答问》“以博其趣”，如此不至于拘虚门户之见。说到底，钱先生以为读经书做笔记，两书并读，可拓视野。其哲嗣钱锺书坦言想法：“《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钱基博认可钱锺书的说法，又不尽然。他也认定《无邪堂答问》文笔议论，远胜于《东塾读书记》。究其缘由，钱基博为子解读：“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出，慷慨陈议，志在匡国。”“朱生”就是《无邪堂答问》的著者朱一新。他是进士出身，不过性格异常刚烈。他少时驰援家人抵抗太平军，入朝为官后謇謇谔谔，成为名臣。《清史稿》为他立传，法国入侵越南，朱一新为主战派；又记载他出任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上书弹劾李莲英。有此履历，他才为钱基博尊为“烈士”。同为文人，不过陈朱性格迥然，文笔差异明显，不可避免。钱基博又向钱锺书指出了朱一新的不足：

　　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途辙，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圣贤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震)学末流之嵬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有为)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驳难，少赞扬。

　　言简意赅，钱基博以为，若论学术态度、学识厚度，以及复兴学林的使命感，朱一新不及陈澧。钱锺书又有补充，朱一新《佩弦斋文存》中与康有为论学、论书的文章，文风极其尖锐。钱先生还关注到朱一新的“自我解读”：“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受到儿子观点的启发，钱基博发现朱陈两人志同道合，借助宋学，匡正汉学；而朱君“以史治经”的优点，陈君不及。经过一番“论战”，钱基博不曾为遭到儿子反驳生气，而是融合钱锺书的观点，自鸣得意地喟叹：“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吾生一乐。”所谓“相送难”，正是说师徒商讨、共同排除疑难的乐事。《古籍举要》的面世，充分彰显旧时开明文人家庭才有的深厚父子情感：父亲没有盲目崇拜老一代学人，儿子更没有盲目崇拜父亲——在学术面前，未见辈分年龄的考究，人人平等。正因如此，钱锺书日后才能登上学术巅峰。也因长辈与晚辈互相讨论，《古籍举要》更有学术价值。

　　1930年8月，钱基博已为《古籍举要》写完序言，并言此书原名《后东塾读书记》。直到1933年10月，经何衡孙先生校对完毕，此书才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35年4月，《古籍举要》再版，书名未变。年底，从《十三经注疏》书后广告来看，世界书局仍想保留旧名《古籍举要》。才过两个月，世界书局出版了《〈东塾读书记〉〈后东塾读书记〉》。关于此书书名的变更，当代学人傅宏星编辑钱基博旧著《〈版本通义〉〈古籍举要〉》时有过论述：

　　……一部精深的学术著作，不满两年就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让人感觉有趣的是，此书封面题名“古籍举要”，而钱先生的自序则明言“署曰《后东塾读书记》”，难免里外矛盾。若按今天的出版质检制度，好歹都是个“责任事故”。我又猜想当时的出版者，一定是觉得“后东塾读书记”略显小气，不如“古籍举要”来得“高端上档次”，所以就擅自做主了。虽说书名可换，但内容却不敢改动丝毫，更何况钱老先生是个大名人，该借光时还得下手。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世界书局又发奇想，居然主动纠正错误，将此书“更名”为《后东塾读书记》，以与陈澧《东塾读书记》匹配合印，正文则一字未易。

　　《后东塾读书记》的确是钱基博一直认可的书名。他于序言中写明：“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另有佐证，那位在光华大学被钱基博打了59.9分的学子叶思昆，撰文《光华的文学院长》（1937年3月16日《大公报》）也述及钱师著述有《后东塾读书记》《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等。1940年，钱基博又为此书写了续篇研究《楚辞》，名字为《后东塾读书记之又》，刊于1940年的《国师季刊》。不过傅先生戏言更名《古籍举要》是个“责任事故”，有待商榷。仔细阅读钱基博所写序言，有两点需要审视。一处是“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分之则各成篇章”，钱基博认为《古籍举要》可以单独成书，既然如此书名没有必要有关《东塾读书记》。同时，钱先生认为《古籍举要》又可与陈先生著作合二为一，故而傅先生所述的“奇想”倒不成立。另一处是“……《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说明新书名《古籍举要》正是钱基博本人对于《后东塾读书记》一名的诠释解读，而非傅先生所言的“小气”与“高档”的问题。即便《东塾读书记》《后东塾读书记》合版面世时，内页书名记为“《后东塾读书记》（一名《古籍举要》）”，偶数页上端靠近外切口处又印有“古籍举要”四字。此外，就在《古籍举要》出版、再版、合版期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世界》杂志（内录钱基博、钱锺书的诗文）。倘若像傅先生所记世界书局“擅自做主”更换书名，恐怕以钱基博的性格，不会与世界书局再有瓜葛。

　　至于傅先生揄扬《古籍举要》再版受到读者欢迎的说法，大抵可信。1934年版《大夏大学图书馆指南》（马宗容编），大夏大学存有初版本《古籍举要》，编号R020.2/702。《古籍举要》还受到个体读者的欢迎。我手头一册初版《古籍举要》扉页中有数列黑色钢笔字墨迹：“林良桐，二三，十，卅一，上海”“羲明兄哂存，弟林良桐敬赠，二三，十二，十二，于福州”。版权页还钤有一个“半”字。据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研究室“福州史志网”介绍，林良桐（1914—1951），福建闽侯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又负笈美国，归国任西南联大法律系副教授。1946年。台湾糖业公司成立，林良桐任人事室主任，从事地下秘密活动。1950年，他于“台糖事件”中不幸被捕，来年初，牺牲于台北马场町。说来巧合，钱锺书于1933年结束清华学业。林先生与他是校友。毕业那年（1934）秋，林良桐从北京南下归乡，途经上海，遇到半价《古籍举要》，购藏签字。不负毕业诗作：“晋安独秀方年壮，博览多阅为国谋”，林良桐认真阅读了《古籍举要》中的“卷二《论语》、卷三《孟子》、卷十《春秋》（上）、卷十一《春秋》（下）、卷十三《诸子》”。两节《春秋》留下他的圈点与两处批注。此书上手不足两月，林先生回到老家福州，又将此书转赠友人羲明。羲明是谁？无从考证。不过羲明于友人两处签名之间，写下一段感人的朱笔题记：

　　甲戌孟冬林子良桐归自故都，勾留一月，将复有申江之行。此一月中聚首几无虚日。谈叙之余，时或论文，知余之有志于国学也。因以是书归诸敝箧。开卷之顷，弥觉对于国学有望洋之叹：环境之恶劣，赋性之嫩拙，如余不知何日能略窥豹之一斑，以慰吾老友殷之望也。

　　季冬中浣灯下书，此时一丸寒月掩映窗棂，念及转眼春来，此身已阅一世，为之悚然。

　　文短情长，题者不仅记录下林良桐购书、赠书历程，也喟叹时光飞逝。“望洋之叹”，主观之思，但客观言明国学博大精深，《古籍举要》一书内容翔实，文献丰富。

　　我还存有一册《〈东塾读书记〉〈后东塾读书记〉》。扉页留有旧藏者的墨迹：“张廷钰，1958.1.26。”张廷钰（1939—2021），江苏江阴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先后任职重庆大学、南京建筑工程大学，晚年任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秘书长，从事党史研究。此书是张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购读的，那年他不足20岁。

　　《古籍举要》一版再版，乃至更名，仍受到读者青睐，若探原因，我想离不开“时代效应”——不像今天的AI时代，旧时国学地位很高，即便像清华政治系出身的林良桐也主动购书学习国学。读者好读好书。好读是外因，书好是内因——这无疑要归功于钱基博先生丰富的学识与丰厚的学养。学识与学养的彰显，离不开他开明的治学态度。说白了，教学相长，父子商讨，师徒送难，才是《古籍举要》成功成书的核心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