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评说左宗棠

　　在同治中兴名臣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于世。当曾、左已名满天下时，世人尚不知后学李少荃为何人。潘祖荫即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界对曾、李的研究远盛于左。秦翰才先生的《左宗棠全传》成稿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凝聚了那个时代国人对左宗棠的认知和评价。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随着史学研究拨乱反正及范式、史料拓新，董蔡时、杨东梁、王天奖、孙占元四位先生的同名学术专著《左宗棠评传》相继问世，才将左宗棠研究推向新高峰。先数十载而成稿的秦著却命途多舛，久历风波，四易其稿，迟至2016年方才出版——此时秦先生已谢世半个世纪。时隔十年，欣见新版面世。时至今日，与同类著作相较，秦著开左宗棠研究之先河，代表了八十年代以前关于左宗棠研究的较高水准，仍是当下极具价值的读本。这部著作的持久生命力，既是其自身学术价值的明证，也是对秦先生最好的告慰。

　　著作的特色

　　秦著的鲜明特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内容取舍精当，详略得宜。对于左氏平定粤、捻、回，收复西陲，抗击法国诸军事，于全集、年谱、奏疏、方略及相关战史、专史中备载甚详，阅之自明，不必过事铺张。叙述战事诸篇，以简要为主，避免了将“全传”写成左氏一生仕途迁转与南征北战的流水账。而于治军、为政、办理洋务诸事，则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详求厥义，足资稽考。

　　其二，体例独具匠心，史评交融。全书兼顾传记的时序脉络与评传的观点阐发，夹叙夹议，发议论必有史可依，言之有物，力求信史，颇有“太史公曰”遗韵。前四十三篇以纵向时序为轴，围绕左宗棠重要军政活动叙其人生轨迹；后三十四篇以横向专题为纲，述其军制改革、内政治理、洋务实践、民生举措、生活交游诸项。书末所附年表是人物研究的题中之义，体例更是别具一格，可为后世治人物者法——除年历与年岁外，表分“私生活及家庭大事”“本人事功及关系大事”“清廷及国际大事”三部门，凡重要人物生卒时期等宜备参考者，列入附注。各类事项均详稽日期，讲求确实，一目了然。

　　其三，立场客观中立，观点鲜明有度。秦著行文秉持客观中立，对粤、捻等国内起事者少作贬抑，对外国侵略者则明表厌恶，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沉的爱国情怀。尽管行文朴实，书中仍不乏对左氏的溢美之词。这或是出于对研究对象的热爱，又或与当时蒋介石推崇曾、胡、左等晚清名臣，附会国民党政府“安内”“攘外”政治需求有关。总体而言，这是对清末民初以来，革命党人出于反满需要对清代汉臣极力贬斥的一种矫枉。

　　时代语境下的功过评说

　　左氏自咸丰二年入湘幕辅佐张亮基，至光绪十一年赍志而没，戎马三十余载，于晚清政治、社会、外交多有影响。然而，关于他的评价历来颇具争议。近年来，学界和大众又从以往的“黑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有过度吹捧甚至神化晚清名臣之嫌。无论秉持何种史观，无论时势与价值观如何变迁，实事求是始终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这亦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公众对左宗棠的认知往往存在分裂：既视其平定粤、捻为“刽子手”，认为其筹办洋务是大地主大官僚的自救之举，指责其维护腐朽没落的清廷统治为“民贼”“汉奸”，将“塞防”与“海防”之争归结为湘淮系权力斗争；又认可其收复新疆、抗击法国是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爱国壮举，尊其为“民族英雄”。左氏形象莫衷一是，自我矛盾。这种认知分裂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语境。

　　中国人很早就基于“夷夏”观念形成了传统民族主义。传统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觉醒。而我们今日所言的“爱国”，即现代意义上的爱“中国”，是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主义。这一观念直至甲午战争后才逐步萌生，中华民国建立后趋于成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深入人心。其后，中华民族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人爱国情怀的最强烈体现。无视时代局限便是苛求。在此之前，人们基于各自政治立场与理念，主观上为维护王朝统治而反抗外国或外族入侵，虽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但其间彰显的气节与精神值得高度肯定，可歌可颂。郑成功出于反清复明的目的收复台湾，左宗棠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收复新疆，他们毅然抗击外国侵略者，在客观上都捍卫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理应被尊为“民族英雄”。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兼具两大核心特征：一是近代中国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型期，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反侵略的核心要义；二是明清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型期，维护国家统一是历史主流与大势所趋。

　　作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左宗棠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还认识不清愚忠清廷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界限。更何况，清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与合法代表政权。尽管历史证明，晚清政府已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桎梏，唯有推翻它才能扫清社会变革的政治障碍。但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左宗棠整整相差了54岁——二者所处时代截然不同。在“中国国民”身份认同尚未形成的年代，左宗棠与绝大多数国人一样，首先以“大清臣民”自居。因此，作为清廷封疆大吏与统兵大帅，左氏出于尽忠朝廷，“靖内”镇压太平军、捻军，“御外”收复西陲、抗击法国，皆属职责所在。当然，湘军在镇压过程中大肆杀戮、纵兵掳掠，对社会经济与民生造成巨大破坏，这一军纪败坏的问题，作为统兵者的左宗棠亦难辞其咎，毋庸讳言。

　　相较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着显著区别：曾、李办洋务，侧重“靖内患”，而左办洋务，侧重“御外侮”，强调独立自办，富国强兵；曾国藩袒教抑民，李鸿章苟合妥协，左宗棠却抬棺西征，七十三岁高龄仍坐镇东南、增援越桂。从他“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的期许，以及所作《题疏勒望云图》中“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终当移孝作忠臣，为我国家扶厄运”等诗句中，可见其心系国家安危，深忧海疆防务，力主“塞防”“海防”并重，绝非意气之争或权力博弈。这种朦胧的爱国情愫，在时代局限之下，显然更贴近近代民族主义的内核。

　　总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将其置于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和价值观看待历史问题、历史现象，更不宜以当下的时代条件、认识水平衡量和苛求前人。对待左宗棠如此，对待其他历史人物亦然。站在左宗棠的时代品读左宗棠，或许才能结识一个更趋近本尊的左文襄公。

　　拜读完《左宗棠全传》，我深切感受到，在左宗棠和秦翰才先生的骨子里，都镌刻着读书人特有的那份经世致用理想与家国情怀。左宗棠弱冠之年所题自勉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一语道尽天下读书人的共同追求。后学如我，能于书中与季高先生、翰才先生作忘年之交，伴两位先贤神游史海，实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