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洲问题”到“非洲潜力”

　　“非洲潜力”丛书中文版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丛书的日文版总主编为日本京都大学亚非区域研究科太田至教授，中文版主编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微洁教授和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教授，是“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作为日本京都大学非洲区域研究资料中心近年来重要的学术集成成果，该丛书的中文版引进不仅为中国学界带来了日本非洲研究的最新进展，更在全球发展话语转型的背景下，为区域国别学建设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意义的分析框架。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

　　的问题意识转向

　　自二战结束以来，非洲在国际学术版图中长期处于被客体化的位置。无论是殖民时期的“文明教化”话语，还是后殖民时代的“发展援助”叙事，非洲往往被建构为一个充满“失败国家”“部族冲突”“发展陷阱”的问题大陆。这套丛书的学术旨趣恰恰在于对此种认知范式的根本性反思。正如丛书日文版总主编太田至教授所言，研究不应停留于对非洲“病态”的描述，而应基于非洲民众的实际生活场景来思考问题，深入探究非洲社会内在的、应对危机与变迁的创造性潜能——即“非洲潜力”（African Potentials）。

　　这一概念转向与日本非洲研究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今西锦司、伊谷纯一郎等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在非洲开展长期的灵长类学与人类学田野调查，逐渐形成了区别于欧美“他者化”研究的独特路径。该传统强调跨学科融合、长期驻地调查以及“共生”（symbiosis）理念，其核心在于反对将非洲社会视为与现代社会对立的“原始”或“滞后”样本。丛书继承了这一学术基因，通过对非洲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度描摹，呈现出非洲社会在纷争调解、资源管理、国家—市场关系处理等领域所展现出的灵活性、包容性与创造力。

　　五卷架构：从纷争解决到

　　生态共生的全景视野

　　丛书五卷分别聚焦不同维度，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整体。

　　第一卷《文化平息纷争：不完整性与拼凑的实践》从微观社会文化层面切入，探讨非洲社会如何通过传统权威的再创造、地方性集会机制以及“浓淡逻辑”等文化策略，有效回避或化解对立。书中对尼日利亚伊博社会的酋长制度、埃塞俄比亚奥罗莫地区的“隔断”与“回避”机制的分析，揭示了非洲社会处理冲突的“非对抗性”智慧，消解了将非洲冲突简单归因于“部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第二卷《超越武力纷争：在相互抗衡的制度和战略之间》将视野转向宏观的政治过程，探讨“纷争后”社会的和解与转型正义问题。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到卢旺达的盖卡卡法庭（Gacaca），再到塞拉利昂的“家庭对话”（Fambul Tok），该书系统梳理了非洲国家在过渡时期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创新，指出这些机制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融合了传统惩戒与和解理念的独特创造。

　　第三卷《开发与共生的夹缝：在国家与市场的变革中求生存》与第四卷《生计之道，为而不争：探究生态资源与人类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对发展议题的深度审视。前者通过坦桑尼亚水资源利用、乌干达小农与企业的关系等十个案例，探讨在全球化与市场扩张的背景下，非洲民众如何在国家体制与市场化浪潮的夹缝中维持生计、构建合作；后者则聚焦农牧复合、森林利用等生态实践，揭示非洲社会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知识体系与资源管理机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均强调“生计”（livelihood）而非“发展”（development）的分析框架，突出了非洲民众作为变革主体的能动性。

　　第五卷《大自然的归属：如何逾越居民参与式自然保护悖论》直面当代非洲最具张力的议题之一——自然保护。作者批判了基于欧美“堡垒式保护”理念而忽视当地居民权利的传统模式，同时也不回避对“参与式保护”形式主义弊端的反思。通过对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保护实践的剖析，该书探索了一种既能维护生物多样性又能保障社区权益的“共生”保护路径。

　　方法论启示：区域国别

　　研究的“在地化”路径

　　该丛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研究发现，更在于其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首先，丛书强调长期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的深度，而非大样本统计的表面广度；注重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如生态人类学、灵长类学与发展研究的结合；坚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平等对话，反对在“欠缺态”下对待非洲，将非洲人视为被动的研究客体。

　　其次，丛书展现了一种“去殖民化”的知识生产姿态。正如刘鸿武教授在相关论述中指出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两头落地”——既要深入理解对象国国情，又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在“顶天”与“立地”之间寻求平衡。“非洲潜力”丛书在研究取向上契合了这一理念：它不是站在外部“观察”非洲，而是尝试从非洲社会内部逻辑出发，理解其应对现代性挑战的独特方式。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如何摆脱西方理论依赖、建构基于本土经验的知识体系方面。

　　这一路径与近年国内区域国别学界的理论自觉相呼应。刘鸿武（2010；2024）倡导以“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建构中国非洲学，反对照搬西方“危机叙事”；翟秀凤（2024）则系统论述了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破立之辩”，强调从“中心—边缘”范式转向“技术赋能的南南合作”等新框架。特别是在方法论层面，长期驻在式田野调查已成为共识——研究者需从“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行走非洲”积累实践知识，这与丛书所呈现的扎根“日常生活”（生活现场）的研究伦理形成了跨国学术共同体的呼应。

　　批判性反思：潜力发掘

　　与结构性约束的张力

　　当然，作为一套译介作品，我们也需审慎评估其理论边界与学术限度，在肯定其范式创新价值的同时，保持必要的批判性距离。

　　首先，“潜力”概念带有功能主义色彩，预设正向发展轨迹，强调内在能动性，但可能陷入“去政治化”风险。正如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对发展话语的批判所示，过度聚焦“内在潜力”或遮蔽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非洲的结构性支配——从不平等分工、债务陷阱到气候危机中的“碳殖民主义”，这些外部约束非仅靠挖掘内部潜力便能化解。丛书对后殖民国家建构缺陷（部族政治、资源诅咒、脆弱国家能力）的剖析相对薄弱，可能弱化对结构性暴力的批判。

　　其次，个案深度与理论普遍化存在张力。丛书采用微观民族志进路，呈现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但“深描”方法带来代表性难题：个案能否支撑对“非洲潜力”的总体概括？非洲54国、2000余种语言的内部异质性，远超“非洲”概念所能统摄。缺乏比较视野与宏观分析，易陷入“特殊性陷阱”——无法回应这是非洲独特现象还是全球南方普遍经验的理论追问。

　　再次，需警惕知识生产的地理政治学陷阱。日本作为非西方现代化“成功者”，其非洲研究可能携带“东亚例外论”色彩；丛书对非亚历史关联探讨薄弱，难以回应“非洲潜力”的地缘政治意涵。更深层的悖论在于：丛书“去殖民化”姿态旅行至中国语境时，面临“双向去殖民化”任务——既摆脱西方理论依赖，又避免复制日本叙事。这要求中国学者吸纳其方法论的同时，纳入中非合作历史纵深，建构更具批判性自觉的非洲—亚洲研究框架。

　　结语：

　　为中非合作提供知识基础

　　在中非合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中国亟需深化对非洲社会内在逻辑的理解。“非洲潜力”丛书中文版的面世恰逢其时。它提醒我们，非洲社会拥有柔性多元的解决纷争和实现共生的方法，这些“传统”“土著”的要素是分属不同维度的各种价值、思考、实践相互交融的力量，也是创造共生秩序的力量。非洲并不是等待外部力量去“拯救”或“开发”的客体，而是拥有丰富社会智慧、能够自主解决许多发展难题的主体。理解这种“潜力”，不仅有助于纠正西方媒体对非洲的负面刻板印象，更能为中非在政策对接、发展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

　　正如丛书所启示的，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强调共生的知识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非洲潜力”丛书不仅是一套关于非洲的著作，更是一种关于如何理解他者、如何建构平等互鉴的国际学术话语的方法论示范。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如何在吸收日本、欧美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知识体系，或许是这套丛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