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交成为公众议题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赫佳妮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学者。她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后，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剑桥求学期间，我有幸担任她的导师。她以卓越的学术创造力、充沛的精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她必须掌握满文。大多数学生在遇到这样的挑战时，可能会转向其他课题，但她选择了迎难而上，在短时间内攻克了这门语言。以她的才华与韧性，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让我意外。她博士毕业后，旋即在北京大学享有盛誉的国际关系学院获得了教职。在那里，她迅速成长为一位深受欢迎的教师、出色的同事，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她在博士研究基础上的第一部学术专著Ruling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Language,Literacy,and Power in Late Qing Borderlands已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敏锐、深刻且资料翔实的研究，置身于晚清东北边疆多方力量交汇的历史图景中，探讨语言、文字与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揭示了在边疆文化多样性与政治一体化的张力之中，清朝传统的多语文制度如何在与国语构建、提升识字率以及现代国家治理等理念的磨合中，不断调整、适应与重塑。她不仅关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推动，更着力呈现地方社会及各类人群如何对政策进行回应、挑战与再造。她的研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语言文字、社会结构、政治与思想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了晚清历史。

    赫佳妮的这部新作是在其坚实的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两部著作的核心主题是相通的：西方关于语言、身份与治理的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历程；以及“政治性公共群体”的兴起。在《走向大众》中，她探讨了西方外交理念如何在中国扎根，国家、政党与新兴的政治性公共群体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演变，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何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本书延续其博士研究的扎实风格，同样取材广泛，从官方档案到大众教科书、报刊文章乃至个人文稿，皆有深入利用，其史料基础坚实有力。

    凸显《走向大众》的独创性与重要价值最有力的切入点，就是它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现实主义范式提出了挑战。这一长期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主要理性行为体，其互动本质是追求权力与安全的最大化，研究焦点长期集中于大国政治。近年来，这一范式受到有力挑战。新兴研究不仅拓宽视野关注大国之外的国家行为体，也重视那些参与塑造国际关系的多元的非国家行为体；强调制度安排、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及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关键作用。这揭示了权力与国家并非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历史的、动态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的产物。

    赫佳妮显然属于新一代学者。《走向大众》揭示了西方外交理念并非单向地由西方移植到中国，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转变。正如在欧洲和美国一样，自19世纪末以来，外交从少数精英的专属事务，逐渐演变为涉及更广泛公众的活动。她生动地展示了政府如何通过教科书、报纸与杂志塑造并引导公众对外交的理解，同时这些公众也在反过来影响着正式的国家外交。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关于中国、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何为“中国人”的新叙事不断涌现。如果说欧洲外交强调谈判与妥协，那么在中国，外交则被重新定义，用以服务国家对外抗争、推动反殖民事业，以及实现民族转型。她的新书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学术信念：立场与语境至关重要，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世间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定律——这是我对她此书最为欣赏之处。

    《走向大众》从“胜败论”“运动化”“规范性”和“对内趋向”四个方面，解释了外交知识从精英的理论与学说，逐渐走向社会大众的历史。全书从外交知识的“流行”讲起，揭示了原本需要长期专业训练和实践积累的外交技艺，如何在近代中国转变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正如赫佳妮所述，这一“流行”的过程并非单纯的翻译和知识介绍，而是充满了改写和修饰。战争与军事叙事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使鲜明的胜败评判取代了复杂的谈判过程分析。在这样的语境中，外交知识真正“流行”起来，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表达方式。

    这种流行是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被发动起来的，形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国民外交运动。正如书中第二章所揭示的，革命的宣传与动员为外交知识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力，使它扎根于中国国内社会，也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拓宽了国际维度。与此同时，对国民外交运动的指导与控制成为另一个重要方面。在高涨的群众热情中，组织与纪律的力量凸显出来。这一现象本身反映了中国革命语境下外交知识传播的独特逻辑。

    如果说革命运动的组织化为“运动化”的外交知识提供了行动的框架，那么国际法知识的普及，则赋予了它制度与规范的支撑。第三章展示了普通民众如何开始接触外交特权、外侨与舰船权利、以及“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法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份复杂的情感。其中，既有对国际秩序与礼法的尊重，也有对强权现实的无力与反思。外交知识在这一张力中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层次。

    这样一种流行起来的外交知识归根结底希望塑造怎样的公众？ 本书在第四章给出了答案。外交知识的传播不仅是向民众普及有关世界、对外关系的知识，更是在革命、战争的浪潮中，对公民行为的规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个体、国家与世界关系展开的教育、宣传与政治实践共同编织出近代中国大众对“外交”的理解与想象。

    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中，第二本著作的问世是一个关键里程碑。第一本著作往往是获得学术职位的必要条件，而第二本著作的意义则更为不同。我常将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比作往昔师傅与学徒的关系。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实践学习技艺；学徒期的结束，意味着他完成了一件虽带有师傅印记、但足以证明其掌握技艺的作品。而在学术界，真正体现学者独立能力和品味的，是第二本著作。此刻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正是赫佳妮学术生涯展翅高飞的明证。

    （作者为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