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近现代大学与城市

    ■欧阳哲生

    在探索北京从古代帝都向近代新城转型的历程时，我发现有两个因素极为重要：一是中外文化交流，二是创建近现代大学。这两个因素对推动北京文化转型至关重要，为北京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资源。

    文化交流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发展颇为重要，而文化交流的发生地或借助的场所一般都是城市。城市因文化交流而增加新的活力，城市因文化交流而呈现多元色彩，城市因文化交流而内涵丰富。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帝都，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元大都即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大都市，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及欧洲、非洲、西亚的使节、商人、旅行者川流不息，构成了“汗八里”的一道特殊风景线。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再掀高潮，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张诚、白晋等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京布道，传授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医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清朝宫廷起用西方传教士担任译员、机械师、画师、钟表匠这些技艺性的工作职务，法国人蒋友仁等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大水法等多处工程；清代钦天监聘用西方传教士担任监正、监副之职，引进西方天文观测技术。这一时期的北京较之汉唐长安，文化交流有新的明显提升，内容更为丰富，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允准外国公使驻京，恢复天主教教堂，京师门户洞开。西方各国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重建教堂，开设银行、医院、学校、公司、商店等近代机构，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由西向东的近代化运动席卷京师。

    大学在近现代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的许多名城实际上就是大学城。我曾造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它们就是两座大学城，整个城市的建构都是以大学为主体。美国波士顿如果没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两所名校，它的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大学的兴起和演变构成近现代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中国大学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蔡元培在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时即表达了这一看法：“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如果我们回溯一下近现代大学在北京的成长史，就不难理解这一点。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这是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于北京西郊，1928年该校升格为清华大学；1913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在京创办国民大学，1917年该校改名为中国大学；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又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19年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教会学校合并组建燕京大学，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1920年蔡元培等人创办中法大学，该校在中法之间搭建起教育交流的桥梁；1925年英敛之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它是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天主教大学。这些陆续建立的新兴大学，不仅很快成为北京的支柱性教育机构，而且给北京城带来了新的文化活力。五四运动中，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师生投身其中，充当运动的主力，说明学校不仅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而且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引导者，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怀抱的“公其是非于学校”这一理想在近现代成为现实。

    近代上海依靠其通商口岸的地利，吸取外来文化资源，创建了大批近现代新兴文化产业，诸如出版、新闻、娱乐、电影等。北京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是以大学为依托，积聚全国的学术人才，重建其近现代文化名城的地位，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心所在。

    基于上述认识，我在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在指导研究生写作毕业论文时引导他（她）们选择近现代大学与中外文化交流这方面的课题。十余年来，相关的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有：胡少诚《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1898—1937）：以大学权力演化为视角的考察》、赵倩《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1928—1937）》、孙成旭《十九世纪朝鲜赴京使臣的“皇都经验”》、张蒙《北大医科的近代生成与演变（1912—1949）》、陈少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曹琪《从留法俭学到中法大学：中法教育交流历程探研》、李乐《辅仁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1925—1952）》、李伟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服务（1912—1952）》、郑鑫《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研究（1901—1950）》、贾盼《庄士敦在华活动研究（1898—1935）》、李丰耀《迁都后北平文化格局演变研究（1927—1937）》、邓成《北京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研究（1898—1952）》等，此外还有一些硕士生的毕业论文亦与此相关。经年累月，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培育了一支研究队伍，开辟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如今这些研究生已毕业离校、各奔前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又以推出“中国近现代大学与文化交流丛书”的方式将他（她）们“召回”母校，体现了母校对他（她）们的关爱。

    学术研究是一项心存自觉意识、胸怀理想追求的事业。古谚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好事我感觉在学术研究中可能并不易得。我的体会是：要真正成就一项学术事业，的确需要有心为之、苦心经营、竭精殚虑、倾力打造、合众而成。历史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学问。常新之途有二：一是“温故而知新”，利用新工具，提出新问题，补充新材料，对传统话题进行翻新；一是应时代需要，做“预流之学”，激活我们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使历史研究焕发新的光芒。我自感研究近现代大学与中外文化交流这样的课题属于“预流之学”，它是我们时代的新进之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的探寻离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距离，在这一领域的确还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愿大家继续努力、不懈追求，我愿与诸位同人共勉，是为序。

    （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大学与文化交流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