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栗峰

    ■韩笑

    2025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校史馆策划了“抗战中的学人与学术——史语所的李庄时代”展览，通过大量照片、文献，努力重建史语所群体的战时经验，以此作为抗战背景下中国学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战争爆发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南京，开始迁徙不定的生活，先后辗转长沙、昆明，于1940年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板栗坳。一个创立伊始，便旨在将国际东方学的正统夺回中国的学术机构，此时被迫落脚在乡村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作长达五年，不啻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奇迹。在众多原始档案以及事后的回忆中，我读到董作宾先生写于1942年的《栗峰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以为要理解史语所同人在李庄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在重庆出版的《读书通讯》上，主编邓广铭曾受傅斯年所长的招揽，在李庄从事宋史研究，后赴重庆工作，在主编的这份杂志上，曾刊发过史语所多位学者的文章。对都市里的青年读者而言，大名鼎鼎的中研院史语所，现代中国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摇篮……前沿的学问以及众多知名的学者，如何寄身在穷乡僻壤？ 大概虑及这样的疑问，董作宾于是假定一位拜访者闻名而往，需要引介和指路，便如此加以介绍：“从小小的李庄镇向西南走，左手是一带峰峦起伏的高山，右手是一条滔滔洪流的长江，沿着江边的田埂和沙滩，壁直前进，五里之遥就到了‘木鱼石’，这天然的石头的木鱼，象征着山深林密之中，必有古刹，必有隐者或得道之士，从木鱼石向上看，是一条古道，石径委蛇，钻向山峡中而去，俗呼‘高石梯’……从山麓到山顶，共有五百多个台阶，拾级而升，不远就是一棵大黄葛树。行人至此，须要憩息一下，然后鼓起勇气，往上再爬。石径经过一个两壁峭立的山峡之间，风景异常的壮丽，有小桥流水之胜，有南天门之险，在这里回首江干，便可见小小的渔舟，飘来荡往，有如一叶浮萍。对岸桂岭屏列，竹树庐舍，掩映苍翠中，俨然是一幅国画。石径的两旁，也有不少的野草斗芳，山花争艳，慰劳这向上挣扎的人们。”

    这段文字兼具写实与写意，既有对板栗坳空间关系的揭示，又富有隽永的意趣。首先，李庄是长江宜宾—泸县段水路交通的枢纽，移居至此的学术机构，其对外联络、人员往来都需以此为据点。离船登岸后则是繁盛的市镇，物资采购、信息传递以及稍正式的请客吃饭，都在此发生；而板栗坳则位于偏僻的山中，需从江边登五百多级台阶方能进入。对外来的访客而言，这段高石梯成了“下马威”。西南联大的郑天挺、罗常培和梅贻琦一行在1941年6月抵达李庄，随即转往史语所。日记里记录下这段上山的苦旅：到了半山，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等汗干了，拐了三个弯，回望时长江已经在视线之外，汗也把衬衫浸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完全谈不上董作宾不时驻足回望、游目骋怀的闲情。而董作宾也好像知道每一个到访者的抱怨，未雨绸缪地宽慰说：“好了，如果你已经爬过了四百五十个台阶以上，你就可以立定脚跟，深深的喘过一口气来，掏出手绢，拭一拭脖项里的汗珠子，慢慢的步入栗峰山村去了。”

    上山，伴随着景致的变化。李庄是岷江与金沙江在宜宾汇合为长江后，流经的第一处市镇，板栗坳则处在众峦环拱的山洼里，在这里登临眺望，其风景的秀美是不言而喻的。但董作宾的笔下，还流淌着深一层的言外之意。当他说“山深林密之中，必有古刹，必有隐者或得道之士”的时候，预示着入山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位移，登临者也从心理和观念上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隐逸的世界，一方遗世独立，远离尘嚣的天地。转入此中来，只见那史语所租定的院子“背着栗峰，面着水田，周围有竹树丛茂，乔木参天，确是一个幽美的境地”，又或者从事史学和文献研究的学人所在的院子，名为“茶花院”，“沿途左右修竹，门口一株浓绿如盖的大龙眼树，院内有两柱大红山茶……从秋冬之交，一直开到暮春三月，丽得如此之久，所以占着栗峰八景的第一。”山下是熙来攘往的市声，山中是谈笑鸿儒的怡然自得。可以想见，这批学人经历了多年的颠沛流离到此，不仅是来到一处避难的处所——在芮逸夫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及人口稠密的李庄“在空中看来，目标相当大”，而更为山高路远的板栗坳，应该安全无虞了吧？ ——而且透过风景，涵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人，能够将触手可及的物象，竹林，海棠，松树……转化为托物言志的心象，从而使得乡居生活转化为人文化的风景，恰如陶渊明的桃源，或如杜甫的草堂。介绍完入山之径，他有些兴奋地扮演起导游的角色：“现在，我可以按着三院的顺序，引着你参观一趟。这是第一院，是山村入口的第一所，而且是一所最大的房子……；第二院是一个堂皇伟大的建筑物，上了二十四层台阶，才到大门……”董作宾拿出“各复延至其家”的主人翁意识，将史语所三座大院子的情况向外客娓娓道来。这里面的洋洋大观真让人大吃一惊：十余万册的图书吸引着四方向学之士，衬着水田、耕牛、农人点豆、插秧的地景，进行着的，是中国史籍的校订，语音的整理，民族体质的调查……各人埋首于各自的研究。董作宾还创造了一种奇特的间离效果，将自己也纳入外人的好奇眼光中，“一座装潢雕刻精美的詠南山大舞台，那是董彦堂（作宾）的工作室，他整天在那里披览，摹绘，抄写，或者木坐呆想他的能力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在于董作宾发表该文时，用的并非本名，而是一个笔名“詠南”。细究起来，这一笔名不仅给了他叙事视角的方便，更重要的是，“詠南”即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物象隐喻精神，以风景寄托怀抱。因为考古组租用板栗坳张家大宅中的戏楼院作为办公场所，而戏楼院牌坊上镌刻着“詠南山”，取自《诗经·南山有台》，寓意得贤者而为邦家立太平基业。史语所的同仁们很喜欢这处牌坊，在传世不多的李庄摄影中，我见过三张合影，都拍摄于此处，其中包括董作宾五十岁生日时与家人的合影。

    当然，我们能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嫌弃董作宾眼光太过浪漫。倘挣脱强大的诗文传统，板栗坳的生活远没有那么理想。山村远僻、出入费时且不说，由此带来就医不便，水源不卫生等诸多问题。安全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我在展览中，展出一封董作宾致所长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信。写下这封信的1941年春天，傅斯年因为劳累过度，高血压引发眼睛出血，在重庆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而史语所同仁初迁栗峰，对环境尚在熟悉之中。董作宾写道：“山中常有匪警，一夜三起床，哨棚高呼‘抢人’，又可闻枪声披啪”，动荡的世道，山中也并非都是葛天氏之民。而最大的日常困扰还是飞涨的物价、以及人人面有菜色的现实。董作宾也在文中写道：“大家在闹着营养不足，害‘李庄热’，每一个人，都要减轻体重三五磅，甚至于十五磅，廿磅。”尤其是抗战越往后期走，持续的战事消耗带给社会的重负，山中逸民也不能置身事外。

    山林也好，桃源也好，若说这些古典的意象都是文人的心造，是古人骗了今人，终归是太“现实”了些。我在董作宾笔下，真切地感到正是这些引为典范的先贤往事，对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精神的吟咏，让他们得以“熬”过眼前的困境。他在交代了各组的研究状况后，说：“他们各人自己的牛角尖中，‘别有天地非人间’，大可以怡性悦情，安身立命，于是钻之不已，知道老夫子那样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于是，板栗坳终究汇入了士人的象征传统中，成了“栗峰”，也竟然有了“八景”的品题。也因此之故，“栗峰上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不仅是一个加上了地理位置作为定语的偏正结构，而接近于一处胜迹的题名。它既关于一个学术机构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叠影着一座山林与山中的隐士。

    揆诸史事，士大夫在兵戈扰攘之际，退居乡村避险，相聚读书，亦不乏前例。赵园在《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一书中，就谈及明清易代之际，以魏禧三兄弟为首的所谓“易堂九子”，便集聚在江西的翠微峰，筑庐读书。有意思的是，史语所的李庄岁月，让我看到对前人际遇的默会心通，仿佛历史的重演。陈寅恪自史语所成立之日起，便受邀担任历史组主任，战时虽然没能到李庄居住，但想必对这群同仁苦中作乐的精神，必有一番同情和体会。他在后来有名的《赠蒋秉南序》中，感慨地说道：“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借用他的这段异代同慨，若将易堂诸子的故事，譬之于1940年代的李庄，也让我们更能体会乾撼坤岌之际，还能“相与从容讲文论学”的难能可贵。

    因为处困厄而弦歌不辍，饭疏食饮水而不改其乐，史语所的李庄岁月，透出中国的风骨和味道，更兼身在山林的环境，与前人的隐逸若合符契。但已经不再、或不仅仅是书斋的青灯黄卷，殷商的骨骼、陶片，当代边疆民族的人体数据，都提示我们，这是一个现代学术机构。领导者傅斯年、李济、赵元任等，历来倡导要摒弃文人静坐书斋的习气，要做脚踏实地的学者去发现和整理历史资料。正是在李庄时期，史语所仍然孜孜不倦地推动野外调查。以李庄为中心，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成为史语所田野工作的重点，他们游走于大漠孤烟，万里黄沙，出入于边疆民族的险恶之地。因此，我们对栗峰之为“山林”的理解，切不可胶柱鼓瑟，以为他们是遁世以避险。匪患、事故、蛮荒之地饥寒交迫的考验，哪一处不是历尽艰险？ 尘埃落定，当我们重温李庄的心灵世界，发现他们既徘徊于田园，“秀野当小园，涉趣日谁偶？ 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陈槃《杂诗》），也徜徉在边塞，“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废垒高重重，想见悬旗旌”（劳榦《居延故址》）。山林和天下，本就是中国士人心灵的一体两面。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尽管镇上已经修通了通向栗峰的公路，早已不需要“拭去脖颈里的汗珠子”才能到达；尽管因为建设对原有地貌的破坏，部分田埂和沙滩边的路已经不存，但高石梯依然有旧迹可循，值得追怀这段历史的人“舍近求远”，去寻访和重温。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我三次访问李庄，每次都会重走这段路。因为公路的关系，今日上山之路的起点，大概约等于董作宾写作时代的半山腰，想象中巍巍的栗峰，不过是四川常见的一座丘陵。然而在体会古今之变的时候，我仍然执着于古今的绵延。1943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访问李庄时，曾拍下一张高石梯的照片。今年七月，我带着策展团队故地重游，在几乎同一位置，拍摄下现存的高石梯。最终，我们在展览空间的一面墙上实现了这样的创意：将2025年和1943年有关高石梯同一场景的照片拼接在一起。驻足画面前，目光可以从左下方的、泛着青苔色泽的台阶，经过一座石桥，通向黑白老照片里的山中去。“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有心的观众倘若再读一读董作宾的那段文字，思绪便可以随之放飞，徐徐入山，向1940年代的栗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