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生活中咋说话，小说中那就咋写

    开门的正是曹乃谦。和照片上一样，仍穿着他标志性的蓝色制式衬衣，坎肩上还有POLICE字样，腰上裹着厚厚的束腰。他说自己的腰是麻秆腰，只能直，不能弯，平时活动不到一个小时就得赶紧休息。这一天，为了《中华读书报》记者的到来，他吃了一颗止疼药，可以坚持24小时。

    墙上挂着马头琴、热瓦普、葫芦丝。但是曹乃谦耳背，听不到自己的琴声。还好有口琴。因为口琴通过振动颅骨直接刺激内耳，“听到”些许高频音调。他闭着眼睛，投入地吹着，琴声欢快美妙。这位曾梦想当音乐家的“乡巴佬”（马悦然语），当了34年警察，业余时间写作，穷其一生，倾力为母亲、为家乡记录。那些在岁月中堆积的褶皱，在他的文字里舒展成永不褪色的年轮。

    《换梅》是曹乃谦基于自身成长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文中的换梅，是曹乃谦的养母。小说借助孩童、少年、青年不同阶段的视角，深密细致地记录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平凡人物的生活。作品堪称一位作家的成长史。他和母亲换梅超越了普通血缘的深厚情感，也是一份深厚独特的人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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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在36岁时因打赌而开始写作，但在此前做了足够的准备。您的文学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曹乃谦：回想起初中二年级时花钱买了第一本文学书——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羊脂球》。这之后舅舅给我不断地从学校图书馆往回借外国文学书。这时的我，算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了。

    中华读书报：后来自觉地走上创作道路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曹乃谦：先是与朋友打赌，在本地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写出的第三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发表在《北京文学》1988年第六期上，汪老（汪曾祺）写了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同期发表。回想当初，我如果多少有一点文学理论知识的话，肯定就不敢跟朋友打赌，说给你来一篇看，而且还要在北京上海来一篇。实际上我那就是无知者无畏。

    之后，便主动写作。虽然说是开始主动写作了，但我并不是那种勤奋创作的人。再一个是单位工作忙，因此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才把33篇《温家窑风景》全部写完（出版时选用了30篇）。

    再后来，又因母亲有病（幻听幻视），写作的事停了几年。

    2002年母亲去世后，我这才决定重新动手写，要写关于母亲的长篇小说，但因一写母亲方面的素材就伤感，伤心得写不下去。只好停写。这当中又写了几个中篇小说。

    中华读书报：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母亲的？

    曹乃谦：三年后。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邀我当访问作家。在那里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中篇小说《换梅》，也就是现在的长篇小说《换梅》的开头九章。

    再之后，我得了脑血栓，连年发作，加起来住过七八次医院。在与病痛的抗争中，才又陆陆续续地写出并出版社了“母亲三部曲”。《流水四韵》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同声四调》《清风三叹》两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母亲三部曲的三本书全都是写母亲换梅的，但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写作慢慢腾腾，时间拖拖拉拉，只能是一章一章地来写，一本一本地出书，于是就顺其自然，有了三部曲。从头一本书最初的创作，到第三本书的出版，间隔着十多年，致使三本书里出现了时间年月的误差、地名叫法的不统一、人物关系的不清晰，甚至是事件情节也有矛盾的地方。

    还有个主要的原因是，我最初写中篇小说《换梅》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是用三部曲的样式来写母亲。

    最后，历经20年时间，到今年，以中篇《换梅》作引子，和母亲三部曲合成一本大书，内容上校正统一，这就是长篇小说《换梅》（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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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第一次写母亲是什么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年反复写母亲？

    曹乃谦：第一次想到写母亲，是在发表了《佛的孤独》之后。中篇小说《佛的孤独》是我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两万五千多字。为了能发表，删成八千字，刊登在大同的《云冈》杂志上。

    几年后，《佛的孤独》原文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很多读者注意到了小说里我母亲的形象。当我的另两部中篇小说《山的后面还是山》和《鱼翔浅底》发表后，读者都说你有个伟大的母亲。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无论我写什么，里面都有母亲的形象，有个把我从乡村带到城市，经过千难万难，让我成活，经过千辛万苦，把我养大，让我成人的母亲。于是我决是写写这个小名叫换梅的自私又高尚、渺小又伟大的女人。题目就叫《换梅》。

    于是我开始有意地整理关于母亲的素材。不是调查访问谁，而是从记忆库中往出整理——《母亲之一》《母亲之二》。素材很简单，有的就是三五个字，如“推小车碾狼”，这就算是一条。这是听叔伯二哥讲给我的，故事在我脑子里，但素材库里不细写。整理出《母亲之五》时，大约是两万多字。我决定动手写。

    在那一个月里，我写出了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换梅》。而母亲三部曲里面并不包括中篇小说《换梅》的内容。

    中华读书报：如何书写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感情？ 您是如何规划的？

    曹乃谦：我从小感受到的是，母亲对我很少有笑脸，只要是一喊：“做作业去！”那就是她生气了。我就赶紧上炕，掏出书本埋头就写，尽管当天的作业早已经写过了。还有就是，一听到“站那儿！”，我就赶紧站在一进家门口那处地方。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罚我站，但我从来也不敢问为啥。

    我从来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母亲的眼睛有种凶凶的光，一看就心慌。

    我能感受到母亲对我玩乐器（她叫耍活儿）的支持，只要我说出来，就给买。我也能感受到母亲的夸赞，我舅舅弹我的大正琴，我能听出是弹《小放牛》，可我妈说你那弹的没个调调，可不如我娃娃。她还当着我的面，跟好几个人说过“你当是啥，跟木头说话，难呢”。

    最让我感受到的是我母亲的智慧。无论谁，每遇到啥难处理的事，跟我妈一商量，总能出个好点点。书里我写到的，她帮我提高俄语的那个好主意，实在是高明。

    中华读书报：您在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母狼一样”“绝不受气”的母亲形象，这与传统慈母有很大不同。

    曹乃谦：对于名叫招人的我，她是心慈面不慈，很少见她跟我笑，也很少直接表扬我。我考了100分，她也不夸我，而是很严厉地跟我说，你敢不考100分。我说我当上优秀生，她说，你敢不当个优秀生。她也会间接地表扬我。她跟我爹说，我看了招娃子去要饭，肯定是把好手。她这是夸我会好多乐器。

    平素家里就我和她两个人吃饭，她从来是磨磨蹭蹭地做营生。我问，妈你咋不吃？ 她生硬地说，你管我。吃好饭时尤其是这样。如吃炖鸡肉，她每顿饭只吃一块儿鸡肋或鸡脖，好部位的肉都是给我吃。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很多细节让人掉泪。感动别人必须是先感动自己。写作中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曹乃谦：我有一个毛病（特点）是，立马就进入状态。如是唱歌：“草垛山高来馒头山低，走到天边边也忘不了你。”我的眼前马上有了画面，出现了草垛山和馒头山，出现了孤独的游子。我看书，书里的故事就变成画画，出现在我眼前。我写作更是这样。一写作进去了，进到我写的情节里，写到伤心就流泪，写到高兴就笑。写《换梅》时，经常是这种进入状态，老伴到书房叫我吃饭，才能把我喊回到现实中。她见我泪流满面，说：“呀，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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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换梅》共108章，70万字。结构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曹乃谦：这本70万字的长篇《换梅》，总108章，分作行云、流水、明月、清风四辑（我原来还设想过用“卷”），每辑27章。我喜欢“九”这个数字，九鼎、九派、九天、九霄、九九重阳。27的两个数字，加起来不正好是个九吗。而我在写母亲三部曲的《流水四韵》时，都是九题九题地写，每九题一个单元。初小九题、高小九题、初中九题、高中九题。之后的《同声四调》《清风三叹》，也是以这种九题的形式进行。这三本书加起来是99题。而我的长篇《换梅》是108题。还差着九题是给早先发表的中篇《换梅》留着。于是我返回头把这中篇改写成九题，并当作引子，放在全书的前面。这样，就是12个九题，即108章。

    现在回想起来108这个数字在我的作品中是有出处的，那就是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佛的孤独》里，出现过108这个数。书中善缘和尚的佛珠手串，是108颗。万事都有定数，原来早有佛缘在此。

    这也是命运的安排。我在后记里写到，因为身体有病，只好是九题九题地来写。否则，如果身体健康的话，就不是用这种短篇的形式写母亲了。现在看来还是短篇的形式好，这70万字的厚书还是以108章呈现给读者好。这得谢谢我的身体有病。

    中华读书报：《换梅》后半部写得很琐碎。你考虑过读者的接受度吗？

    曹乃谦：母亲三部曲第三本《清风三叹》，我身边的文友看了头一篇《死相》后就说，呀呀呀，一个不想去政治部写材料的点儿小事，啰啰嗦嗦说个没完，听着心烦。我说，这就对了。我也为我的这个死相感到心烦。一个别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我却愁了一天。

    我还让我妈在这篇文章里骂我：“招娃子，你真麻烦（让人烦）。”

    中华读书报：汪曾祺先生对于您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马悦然教授更是大力推荐。这些经历对于您的创作生涯有何影响？

    曹乃谦：汪老和悦然是我创作生涯中的大贵人。首先是汪老对我打赌写出来的第三篇小说《温家窑风景》给予了高度的好评，还建议我把《温家窑风景》改成《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从此，我的文学创作行为，不再是与人打赌而进行了，而是开始主动地进行写作了。2005年，经马悦然作序《一个真正的乡巴佬》，马夫人陈文芬作策划，我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中国台湾地区的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让我在文坛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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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马悦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您的作品？ 能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吗？

    曹乃谦：他说：乃谦你就称呼我悦然，这样亲切。之后，我就真的这样称呼他。与他人说起时，也这样称呼。我总感觉称“马悦然先生”有些别扭。悦然在1993年就翻译了我的作品，发表在一本书本样子的刊物上。当时他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但知道我是山西人。他就把四本样刊寄到山西文学编辑部。是由李锐转给我的。我先收到的样刊。一看是外文，封面还印着几个人在交谈的相片，其中有斯大林。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过了两天，收到李锐的信，这才知道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给寄的，才知道刊物里刊有悦然翻译我的小说。

    那以后，通过李锐，我和悦然有了相互联系的方式。又过了些时日，悦然给我寄来了稿费。之后，我又收到几次悦然给我寄的外文样报，上面都刊登有他翻译的我的小说。

    2004年夏天，李锐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大同吗。我说在。他说悦然过几天有可能要去大同看你。过了两天，李悦又来电话说，悦然有别的事去不了你家了，但想见见你，希望你一两天内带着《温家窑风景》所有稿子来我家。

    中华读书报：那时候李锐还在太原？马悦然来过大同吗？

    曹乃谦：是的，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到了太原。在李锐家，我第一次见到和蔼可亲的悦然，还有陈文芬。我把《温家窑风景》所有的30篇书稿给了悦然，他高兴地说：“这下我路上有的可看了。”他说的是普通话。

    过了大概是一个月，陈文芬给我打电话，说你同意的话，悦然想翻译你的《温家窑风景》。我高兴地说同意。

    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与文芬、悦然三人，电子邮件不断。期间，悦然在斯德哥尔摩，文芬在中国台湾地区，我在大同。后来我们的邮件结集为《温家窑风景三地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5年元月底，30篇《温家窑风景》全部翻译完了。悦然在一封信里说：“我今天再一次读了我的译文。我自己很满意，当然也很高兴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工作，可同时心里也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舍不得离开温家窑。”他的这封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说，我代表温家窑村民，热烈欢迎悦然和文芬二位，在恰当的时间，来我们温家窑做客。

    在2005年农历九月十九这个吉庆的日子，在李悦和蒋韵夫妇的陪同下，悦然、文芬二位来到大同。中午十二时，在我们的见证下，悦然和文芬在我家举行了订婚仪式。下午，从我家出发，到了温家窑。

    2012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上海图书大厦，为我的一套六本新书举行发布会，悦然和文芬夫妇应邀参加。这是我和悦然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2019年10月17日，悦然在斯德哥尔摩家中去世。这一天的农历是九月十九，正是悦然和文芬在我家举行订婚仪式的日子。

    中华读书报：另一位文学贵人汪曾祺称赞您的写作是莜面味的方言叙事。这种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曹乃谦：在我写有生以来第一篇小说《佛的孤独》时，我对小说一点也不懂，不知道短篇小说该是多少字，中篇小说又该是多少字。我一口气写了两万五千多字。再一个是，对于小说还有语言风格这说法，我不知道。我是蒙住脑袋写与慈法和尚的一个又一个的事。前两篇是第一人称写的。动手写第三篇时，我想换换人称，而且是写十二年前在北郊区给知青带队时所见所闻的事。这第三篇就是《温家窑风景》。这时候，我仍然是不懂得文学语言有风格的说法。仍然是蒙住脑袋写。

    现在，我大概知道了一些文学有语言风格的事，我也会想想自己的文学语言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想来想去，那就是：生活中咋说话，小说中那就咋写。我的小说语言风格，就是这样形成的。生活中的我说话用词都是土里土气（至今也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写出来的文章，用词也是土里土气。

    再一个是，我对农民和市民的语言都是十分熟悉，而农民说话和市民说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佛的孤独》和以第三人称写出来的《温家窑风景》，所用语言是有区别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书名都有一种节奏感。音乐对写作、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曹乃谦：我的生活中和创作中，是离不开音乐的。

    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为听放羊汉唱山曲儿，跟着他去放羊。村里谁家办事，宴请了鼓匠班吹吹打打，我就站在跟前不走了。初中时，我就有正式的理想，想考上音乐学院，当音乐家。

    所以音乐对于我的人生那是肯定有影响的。最起码，我如不喜欢乐器不会乐器，参加工作就进不了红九矿（晋华宫矿）文艺宣传队，之后也进不了矿务局文工团，再之后进入公安队伍当上警察，这些都跟当初爱好音乐有关系。在文学创作中，也肯定是会受到音乐的那种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