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作者”与世道人心

    ■郭小聪

    读著名作家陈建功新著《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我想年轻读者或许奇怪：人的成长经历不应该是从学校到单位吗？作者怎么会在当了十年矿工后又成为大学生呢？

    此话该如何说起？法国大革命一位过来人在回答当年感受时，只说了一句：我活下来了。同样，陈建功这部非虚构回忆性作品也可以缩成一句话：我都经历过了。但这并非一个人的遭际，而是一代人的缩影。正是如此，我刚发现，我跟作者早有过交集，是在三家店火车站——他从北京城往返煤矿的必停之站，而我在农村插队四年并参加1977年高考后，也被铁路招工在此站代培。也许，某次从他漠然目光中走过的信号工就是我，而车窗内若有所思的乘客就是他。我们相差六岁，作者完整地亲历了“文革”动乱悲剧，才会有书中那种看惯风云、处变不惊的反讽与清醒。我们共同的幸运是生活重回正轨，赶上十年后恢复高考，殊途同归地成为大学同学。

    还有一个共同点令我感慨不已，就是书中用相当篇幅讲到“业余作者”和“业余创作”。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敏感词，在多年动乱中，这两个词对许多文学爱好者来说，还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成长途径，背后折射的则是社会生活的自我变通能力。毕竟，人的头脑可以一时狂热，但大家却不能不过日子。大学多年不招生，人才断档，许多作家仍未被“解放”，复刊后的各报刊文艺编辑部当务之急就是争稿源，找作者，充实创编队伍。于是各种业余创作学习班应运而生，面向基层发掘作者，建功和我分别成了工人和农民“业余作者”，只不过他写小说，我写诗歌，未曾谋面。社会上这种自发而实用的人才培养模式，无形中也发挥了部分文科教育功能，我高考时就只复习了一门数学。

    当然，时代的喧嚣会带来思想的混乱、写作的肤浅，甚至不乏陈词滥调，但生活的理性终会滤去荒唐的成分，让世道人心“返朴还淳”。当年有个口号叫“掺沙子”，建功书中解释道，“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词儿，说是工人阶级要往知识分子堆里‘掺沙子’”。可业余作者一旦接触到老作家、老编辑，自然会虚心求教，谁敢真的去占领上层建筑呀，你又凭什么去占领呀？徒弟拜师，社会接续，天经地义！

    老曲艺家马增蕙在下放劳动中听到大喇叭里播放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泪流满面。不管怎么折腾，只要艺术形式还在，艺术就在，咏志抒怀，天经地义！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黄金时代，最珍贵的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份良知。任何时候，惺惺相惜的人间温情都不可能被斩断，天经地义！

    记得下乡插队不久，公社中学老师、诗人连禾来村里找我，我们成了忘年诗友。不久后，县文化馆农民作家孟广臣老师邀我参加业余创作班，向报刊推荐习作，还邀请作家浩然来公社与知青座谈。前辈的关爱令我没齿难忘，多年后，《北京晚报》副总编李凤翔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还特别提到我“说起当年孟广臣对他们的培养，至今仍非常感激，一口一个‘孟老师’地说着，语气里充满了对老孟的尊敬”。

    我非常认同陈建功书中对浩然的公正评价，他能在大红大紫之时坚守作家本分，真诚关心业余作者，这并不容易。如歌德所言，作家的人格往往比他的才华对人们的影响更大。虽然我们当年座谈中也不免一些套话，可一旦进入作品研讨，注意力就会集中到写作技巧、语言和形式方面，不相干的东西被不知不觉忽略了，心像长了翅膀，那种美妙感觉在当时是多么稀有！

    有些往事还成了趣闻。那时没有稿费，但工人业余作者有工资，借调外出写作，单位同意就行，所以建功书中有个词儿“混公出”。而我们农民业余作者相当于村里的手艺人，外出干活需交回现金折算工分和口粮，叫“挣活钱”。所以我每次住在编辑部写作，交稿时要结两笔账，一笔是个人生活补贴，一笔是按生产队分值买工分。某杂志主编曾有意招我做编辑，也因“农转非”问题作罢。

    这些鲜活的记忆，今天的人们还能够理解和想象吗？ 但不管怎样，正像我曾经的一段感慨，它既是昨天的叹息，也希望明天鉴戒：

    记得有一位外国作家说过，假如我们出生在沙漠里的某个空罐头筒旁，多少年后站在世界的高楼上也会把那穿过空罐头筒的呼啸的风当作某种故乡形式来怀念，可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同样，回首当年往事，现在依然有不堪回首之感，但我们毕竟是从那段时光隧道中穿越而来，既涌起复杂的思绪，又怀着某种温柔的情感。自以为全然淡忘，却仍然深藏心底。

    唉，有些事，不是因为记得住，而是永远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