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自觉的创造：《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创作缘起

    ■简平

    没有想到，从起念到完稿，我会用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写就被上海作协列为重点创作项目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

    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创造，所以，我很想写一部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儿童抗战小说，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范式或模式，在贴近当代思维、当代读者方面做些探索和开拓。当然，这就不能不多下点功夫了。

    我的这部小说将视角投向了一群失去父母的流浪儿，讲述他们在战争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成长轨迹。这群流浪儿生活在上海北火车站一带，住在废墟堆和下水道里，吃着在火车车厢内搜罗来的乘客们的残剩食品，喝的是侵华日军轰炸造成的大坑里的积水，生活十分艰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因儿童天性使然而生的活泼、好动。他们玩着滚铁圈、踏影子的游戏，奔东跑西地去争慈善机构发放的物资，满是好奇地看别人卖狗皮膏药，在偶然遇到一位魔术师小姐姐后，她教他们学魔术，更是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这是居无定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里的一抹亮色，也是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生存、找寻、追求、成长的底色。

    小说是一种虚构文体，但其具有的特殊的创造力向来让读者叹服，这就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我的这部小说当然也是虚构的，可是，我努力地去实现使其成为“一段真实的历史”。因此，尽管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是虚构的，但其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地理环境、生活状态，等等，却都是完全真实的。我希望做到对历史的还原和再现，这既体现了文学的创造，也是对历史的尊重，是我向上海这座有着丰沛精神的城市的致敬。

    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时间是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3月，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厚重感，许多年里我扎进浩繁的史料的海洋中，进行细致的甄别和考证，我甚至对小说里写到的每个地点都一一做了多次踏勘。这样的踏勘，不但让我获得了认知和心理上的切近感，还有了不少意外的发现，让我感受到沧桑岁月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全然湮没，总有一抹迹痕能重新激活记忆，激活历史。

    今天的天目东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一直往西，就是四通八达的铁路上海站。可我小说里写的那个年代的上海北火车站并不在那个位置，而且也没有天目东路这个路名。按照史实，我还原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界路这一地名。这条路自1904年开筑后一直都叫界路，因公共租界和华界以此路分界而得名，路的南侧为公共租界，北侧为华界。1908年4月，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站就设在界路的北侧，这一选址的目的一方面是堵住租界向华界扩张，一方面是想带动华界也繁荣起来，并将上海的整体发展朝苏州河北岸推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租界，1943年，界路被汪伪政府改名为天目路，而天目东路是1963年才定的地名。为让读者能直观地感受这条马路当时的情况，我将三十年代开在北火车站对面的一家旅馆写进了小说，这家旅馆就叫界路饭店，直到五十年代才改名为嘉露旅社，而“嘉露”乃“界路”的沪语谐音。有意思的是，这家旅馆至今还与其所在的均益里一起存在着。

    新民路泰山商场是我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我会写到设在那里的泰山大戏院，也就是1956年改名的泰山电影院，但我需要知道泰山大戏院究竟是哪年开业的，不然就会有漏洞。泰山大戏院开业的时间众说纷纭，且互相矛盾，有文章言之凿凿地称系1940年开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写1941年2月在新建的泰山大戏院里看电影倒也顺理成章，可这真的符合历史真实吗？说实话，当下不少历史叙事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人云亦云，不做严谨的考证才出现失真的。我在近现代海派文献研究专家孙莺的帮助下，查到1942年2月5日《新闻报》刊登的泰山大戏院本月开幕的广告，还查到一份1941年12月21日出版的《上海越剧报》，其头条报道中写到即将开业的泰山大戏院不但放映电影，更是有一桩“铁一般的事实”，也即泰山大戏院的前身金光大戏院是女子越剧的演出场所，但其所在的福生路（今罗浮路）被日军占领后，拉起了铁丝网，进入时要搜身、查验身份，观众看戏十分不便，也感到备受侮辱，这才有越剧界人士集资在位于租界的新民路建造一座“大规模”的女子越剧演出戏院。这样，我不仅得到了泰山大戏院开业的确切时间，还了解了上海越剧界联手对抗日军的一段感人事迹。自然，我的小说里的描述也就不会失真了——那是泰山大戏院建造期间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放映的一场电影。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部小说以宝山路为主场景，那是因为我想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拓展并延伸对历史的认识。小说的创造力其实也体现在为读者赋能，增进读者的知识，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力。宝山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文化大本营。1907年，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开端的商务印书馆在这里新落成了包括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在内的规模宏大的总厂；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在这里建成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于是，文化机构、文化名家云集于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大本营。正因为这样，宝山路才成了侵华日军的首要摧毁目标，担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盐泽幸一放言道，摧毁几栋楼房、几条街道算不得什么，把宝山路炸平才能斩断中国人的文化根脉。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疯狂轰炸宝山路，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彻底炸毁，除了轰炸，日军还派浪人潜入本已燃烧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导致馆内珍藏的包括善本典籍的四十六万多册书全部焚毁，化为灰烬，“上海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自从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日军毁掉后，原先聚集在这里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全都撤走了，作为中国文化大本营的宝山路就此淹没。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因此，我将这部小说的主场景放在宝山路上，意在让读者对文化传承事业有更深切的感知。

    为了记住前辈们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艰辛努力，我在小说里还写了坚守在租界“孤岛”，秘密出版发行抗战文学的少年出版社及儿童文学作家；写了在八字桥上为拍摄纪录片，扛着摄影机与中国守军一起穿越日军炮火的民新影片公司的电影工作者，他们的身影为小说增添了别样的光彩。我相信今天的读者不论年龄大小都具备良好的阅读和接受能力，所以，我大胆地尝试将历史文本直接移植到小说里，比如那时候出版的《申报》，比如那时候发行的小说，比如那时候张挂的商业广告，这不单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还增加了阅读的沉浸感。

    其实，小说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节，因此，我格外注重对细节的运用。日军占领上海北火车站后，为了体现殖民意志，不仅将站名改为“上海驿”，连列车运行时刻表都改为日本时间，如今这事鲜少有人论及，以致造成了记忆缺失。我在1941年1月6日出版的《新锡日报》里找到了真凭实据，那份沪宁铁路《火车时间表》上，明确标注了“日本时间”，所以，小说里的流浪孩子偏偏要换成中国时间，那一幕是令人动容的。

    但是，这毕竟是一部儿童小说，不能是历史事件或历史细节的简单堆积，还是要回到“儿童本位”，回到儿童文学本身，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小说艺术的美妙。我很想在小说中设置一个有吸引力的有趣的有喜感的故事主核，但很长时间里却都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我去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观赏易念魔术社的一场汇报演出，顿时间豁然开朗。

    易念魔术社里都是喜爱魔术的孩子，有小学生，有中学生，还有幼儿园稚童，他们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莫派魔术”传承人袁亚青的带领下，课余时间学习魔术，以此抵御繁重的课业压力和焦虑。他们欢快而精彩的表演点燃了我的灵感，我意识到一个合乎孩子心智和天性的故事已然诞生。后来，我花了六七年时间去易念魔术社“下生活”，跟学魔术的孩子交朋友。莫派魔术是中国南派魔术和海派魔术的杰出代表，其创始人莫悟奇1905年正式挂牌登台，是上海第一位职业魔术师。创办易念魔术社的袁亚青是莫派魔术的第四代传人，她告诉我说，中国是魔术的发源地之一，而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就首创了《铁环套链》魔术，至今这个节目在世界上都被称作《中国环》，而莫派传人们将这个经典魔术发扬光大，发展到可以连套九个环，同时勾连出飞龙、蜻蜓、金鱼、灯笼、狮球、花篮等十多个造型，堪称“世界魔术奇观”。这些年里，我不仅参加孩子们每年的汇报演出，还作为“引荐人”参与了传统的拜师仪式，今年初，有五个孩子经我引荐，成了莫派魔术最新一代的传承人。当我将这些融进小说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特别的创造感。

    正是因为将魔术作为故事主核，使得这部小说在沉重的历史背景下达到叙事的轻快和流畅，同时让我笔下的孩子在艰难的环境里还能被温暖、善意和乐观所呵护。而对于读者来说，我希冀这样的讲述在阅读上能如行云流水一般，既好看又好读，我很期待自己的努力能被小读者认可——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充满惊险刺激和幽默感、喜剧感的小说，也是一卷关于老上海的“小百科全书”，还是一堂妙趣横生的魔术课。

    这样的创作让我体会到一种真切的创造感，感受到创造的价值和乐趣。对于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还原、再现历史真实可以帮助读者建立起沉浸式的历史场景感，由此得以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历史，而不是只图一时的娱乐性浅表爽快；而引入魔术，非但关乎非遗文化传承，更能表现儿童的游戏精神，这正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崇的“儿童观”的回归。我不希望自己的儿童文学写作脱离对少年儿童的人文关怀，用概念化、脸谱化以及“成人指数”去建模儿童生活，而应有儿童心理和行为特征边界，也应有社会道德和文明准则边界，能够激发起当代读者的心灵共鸣和精神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