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文集》:楼宇烈的传统文化研究方法论

    ■张志刚

    楼宇烈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尤为擅长“儒释道”经典思想的现代诠释，被后学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忠实守护人”。笔者自1977年高考而入北大哲学门，就听先生的课、读先生的书、跟先生共事，与先生如师徒相识至深，最有感悟的就是，楼先生心怀学术使命感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方法论。篇幅所限，下面谈三点。

    百年沉浮，再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

    这一学术背景，可谓楼先生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方法论的思想出发点，亦即逻辑前提。2007年首版《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讲中国文化》之时，先生已在北大读书治学五十余载，此书可视作厚积薄发，首次全面且精要地阐发中华传统文化，其开篇就着眼于百年沉浮之学术氛围，深刻论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

    近代以来，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紧闭的中国大门，西方思想观念开始冲击古老的中华文化，这就使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西方思维方式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许多人心目中已失去其原本面貌。通过历数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降中西文化之争提出的种种思想观点，楼先生从根上反思道：什么叫文化？一般而言，文化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之结晶，它跟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包含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等。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乃是历史载体，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落文化主体性，那就意味其历史中断，其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丧失。因此，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至关重要。

    从古至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持续不断，互相融通是一种交流，彼此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在楼先生看来，真正的文化交流总是为了丰富发展自我，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的有益养分或积极成果。正因如此，跟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时，绝不能缺乏主体意识，否则便会出主而入奴，沦为其他文化附庸，或盲目自卑或盲目自尊。因此，今天的我们应主动且更好地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性，达到取长补短的交流目的。

    根源典籍，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

    这一治学方略，可谓楼先生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方法论的学理植根处，亦即史料功底。楼先生自早年就倾力中华文化典籍注疏，因其深厚造诣而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楼先生指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它们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阐发古人思想，虽然谈论不同的具体问题，但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相同的价值观念。因而，若要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发展脉络，定要研读那些“根源性的思想典籍”，如“三玄、四书、五经”等。

    通览楼先生的中华传统文化著述，其立论不仅潜心“根源性典籍”，而且深含方法论见地。譬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里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在其久远博大之中“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既产生众多本土学派，又传入诸种外来文化，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与融合，有些丰富、发展、壮大，有的则被吸收、改造、淘汰。约从东晋至隋唐，中华传统文化逐渐确立“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标旗帜、又合力互补、以应用社会的基本格局”。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其显著特征呈现为，思想观念上“和而不同”、社会实践中“整体会通”。因此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释道”鼎足而立、相辅相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大致道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

    以往研究者大多分论三教，且有偏心一教的理论倾向。楼先生所撰《中国的智慧》一书指出，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正统，部分学者往往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过于偏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政治制度与宗法伦理层面，而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统统纳入政治与伦理框架来加以考察，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华传统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缺乏生气，况且不够全面。其实，业经三教合流、互融互补的“儒释道”，皆已不是“原始形态的独立三教”，而是随着社会历史进步而不断融摄其他学派思想，演变为“具有时代性的儒释道”。正如任继愈先生《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想》一文所言，唐宋以降的三教思想家大都主张“三教会通”，促使三教思想在义理上相互包容，三教合一思潮构成千余年中国思想史的总画卷。

    以人为本，深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这一学术指归，可谓楼先生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方法论的学术使命感，亦即终极关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或根本精神是什么？ 以往学者对此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新文化运动时期诸种议论纷呈，如“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中国文化是内向的，西方文化是外向的”“中国文化重道德伦理，西方文化重科学民主”等。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仁或礼”；有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就是“中庸”；还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四条，即“中庸、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天人合一”。

    楼先生集其中国哲学史与宗教史研究成果，且以比较眼光指出，与西方传统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其理由主要有三：中华传统文化并未信奉“某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道德自觉自律维护的；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西周以来就在中国确立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这里说的“以人为本”或“人文精神”，与现代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概念不完全相同。据中国典籍里，“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周易正义》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按曹魏经学家王弼说法：“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唐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北宋理学家程颐又接着讲：“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以上诸家解释表明，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人文”一词是与“天文”对举为文的；“天文”是指“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人文”则指“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其主旨要义在于，“以礼乐为教化天下之本，建立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文明社会”。

    总而言之，楼先生的前述诸多方法论见地颇有中国哲学的鲜明特色。他在近著《中国的人文信仰》一书里阐释道，哲学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从整体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并不讲求“单纯的求智（知）学问”；凡为学，乃求明道成人，求知必定与修身淑世之事相联系；这就是《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发扬人文精神，建设人间哲学，这是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构想，也将是21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楼宇烈文集》，中华书局即出。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