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是座紧闭的城堡，巴别塔的废墟永远静默”

    ■李睿

    赫尔德：语言起源于人类的“悟性”

    1769年，普鲁士科学院设立“人类语言起源”专项奖，引发欧洲学界热烈响应，来自各地的数十位学者纷纷用母语撰文阐述观点。最终，一位25岁的东普鲁士青年学者凭借《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年出版）一文脱颖而出，赢得大奖。这篇论文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坚定主张语言人类本源说，彻底否定传统的神造语言观。这位大胆挑战《圣经》“语言神授说”的青年就是赫尔德（J. G. v. Herder，1744-1803）。赫尔德提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悟性”（menschliche Besonnenheit），将语言重新定义为理性人类通过交际与认知逐步发明的产物，从而实现了语言史与人类历史的深刻联结。

    德意志学人对语言起源与发展的兴趣可追溯至16世纪初，受意大利、法国及荷兰人文主义运动启发，学者们开始系统研究人类语言和德语本身的起源与历史。本质上，这是一场以语言政治学为工具的文化重构运动。其核心目标在于论证德语相对于拉丁语的文化主导地位，从而推动民族主义的解放与世俗化进程。这一文化政治实践通过溯源策略得以实现——将德语溯源至日耳曼部落史，并赋予其首要语言和英雄语言的崇高地位，从而瓦解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三大神圣语言的垄断，并解构法语在君主专制时代的“原始语言”（Ursprache）霸权。

    此前，在静态语言观长期支配下，语言演变被简化为三种极端认知：或是书写者的主观任意性使然，或归因于低俗粗鄙的民众语、市井方言等语言低阶变体对正统语言的污染。因此，高雅的标准语被要求像守护圣物般保持纯洁性。第三种论断则将语言演变归因于语言的退化衰败，如17世纪语法学家邵特尔（J. G. Schottel，1612-1676）将其归咎于异族混居所带来的外来语泛滥乃至语言混杂，并由此掀起德语净化运动。这种去历史化的认知范式，将语言发展剥离社会语境，在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下被实体化为某种静态存在，从而抽离了其作为社会关联的历时性本质。启蒙时代的曙光逐步瓦解了这种迷思。通过重新审视诸如查理大帝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等神圣罗马帝国君主的语言文化功绩，结合印刷术媒介革命和路德《圣经》翻译对德语发展之贡献等关键历史事件，为德语发展史的书写注入了动态社会历史维度。

    赫尔德并不反对致力于语言维护的德语净化运动，但其目标是根据自然法则培育民族语言（Nation⁃alsprache）。这位启蒙语言思想家所憧憬的，是根植于民众共同体的德意志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应当如德意志橡树般从坚实的民众土壤中自然生长，而非嫁接外族枝条。在他看来，适度净化德语中的外来语影响确有必要，否则德语会丧失民族性。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之父，赫尔德的这种民族语言观也深刻影响了狂飙突进时代的诗人，他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为狂飙突进的诗歌语言注入了雷霆万钧的表达力度与激情。

    赫尔德曾称德意志为“未成之民族”，并希望通过民族语言观来构建民族救赎路径——当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遥不可及时，至少能通过语言共同体而使德意志成为一个语言民族（Sprachnation），从而终结德意志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模仿宿命。赫尔德的历史语言观还带有语言神秘论和（伪）生物学主义倾向——赫尔德认为“语言是有机体”，会经历萌芽、含苞、绽放与凋谢的生命轮回。

    阿德隆：诺亚方舟是座紧闭的城堡，巴别塔的废墟永远静默

    与赫尔德同处鞍型期的另一位德语语言学巨擘阿德隆（J.C. Ade⁃lung，1732-1806），其学术生涯恰逢启蒙运动晚期的范式革命。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概念的词汇扩张与时间观念的革新形成共振，使线性历史意识取代了传统救赎史的循环论——历史不再是创世至末日审判的神圣叙事，而是以人类作为主导的实践场域。在历经七年战争烽火、北美独立曙光与法国大革命惊雷后，启蒙知识分子敏锐感知到历史演进的加速度，从而将所处时代视为持续更迭经验的新纪元。从社会语用学的视角来看，历史即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语言史成为了社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在当下已成为不言自明的共识。

    启蒙晚期的阿德隆竟已展现出惊人的现代性洞见。尽管现在看来，其论述还存在夸张、矛盾等时代局限，但若沿用19世纪学人将其贬斥为“语言规范偏执狂”的陈旧评判，则显然有失公允。在阿德隆的认知体系中，语言绝非静态的规范体系，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可以通过理性的精细化运用而日臻完善。这种语言史观将人类所有语言都纳入从原始口语起点到成熟书面语文化的发展轨迹，而启蒙运动的18世纪正是这一进程的巅峰时刻。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将特定语言神化为理想原始语言的论调，坚信本质上讲每种语言都拥有平等的文明化潜能。在1806年《德意志民族、语言与文学的最古老历史——至民族大迁徙》中，他这段充满隐喻的断言尤为醒目：“诺亚方舟是座紧闭的城堡，巴别塔的废墟永远静默。”（《德意志民族、语言与文学的最古老历史——至民族大迁徙》，1806）既否定了语言同源论，也暗示了语言史中多元文化的永恒共存。

    阿德隆以犀利的批判直指当时盛行的语言退化论——这种认为远古存在完美原始语言的神话，恰是19世纪浪漫派民族主义复活的典型症候。在《论德语历史、德语方言与德语语法》（1781）、《德语书面语简史》（1785）及《德意志民族、语言与文学的最古老历史——至民族大迁徙》（1806）三部语言史著作中，这位启蒙学者彻底颠覆了当时语言史研究的范式。他指出，所谓语言从完美到衰变的线性叙事纯属臆测，语言演进本质上是与人类认知能力同步发展的适应过程。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阿德隆揭示了语言文明化的真实轨迹：日耳曼部落在民族大迁徙前尚处于野蛮状态，其语言工具只能表达狩猎战争等原始概念，直至罗马文化与基督教的输入才催生了书面语的质变。这种基于社会发展的语言史观，无情粉碎了人文主义者构建的高贵日耳曼人神话——在阿德隆的笔下，古德意志人的身份认同不过是缺乏史料支撑的浪漫幻想。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阿德隆1781年完成的《德语语法》（Deutsche Sprachlehre，1781）乃是应腓特烈大帝1779年德语教学改革之命撰写的官方著作，将语言学重构为通过语言反思促进批判性运用的实践哲学。其核心追求是在满足多元文化科学需求的前提下实现语言的清晰性与精确性，体现了启蒙君主专制主义国家的语言治理理想。阿德隆敏锐捕捉到前现代市民社会对语言文化的重塑力量：印刷术与媒介革命、大航海时代的认知扩张与宗教改革的思想解放，共同推动着习俗、文化以及语言概念的精密化。在社会史维度上，他强调15至18世纪萨克森市民阶层催生的文化繁荣，尤其突出宗教改革以及文学发展和科学进步对维滕贝格、哈勒和莱比锡等地文化和语言的持续影响。他认为高地德语必须是一种与品位和教化相关的语言，这种理想只有在上层社会和上萨克森才能实现。这种看法当然也与阿德隆本人的人生轨迹不无关联：哈勒大学的学术启蒙、莱比锡时期的跨学科实践（翻译、期刊编辑、词典编纂）；最终定居德累斯顿，担任萨克森选帝侯宫廷顾问、选帝侯图书馆馆长，并得以顺利开展语言学研究，系统整理古代德语文献；特别是推动开放公众图书馆的创举，更使阿德隆成为启蒙平民教育运动的先行者。在语言学史坐标系中，阿德隆开创的社会语言研究传统，在后民族主义时代显现出更持久的现实意义。

    在德语标准语建构进程中，阿德隆与戈特舍德意见一致，都坚持东中部德语书面语——迈森官话的典范地位。1774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出版成为关键转折点：这部作品引发的新文学浪潮，恰与萨克森（相对于普鲁士）的政治军事地位的衰落同步。阿德隆敏锐察觉到古典文学语言理想遭遇挑战，由此更坚定地捍卫迈森官话作为民族语言规范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德语标准化进程中首次尝试确立民族语言规范。他坚持高地德语必须植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口语实践，即萨克森上层阶层的语言系统。他甚至盛赞迈森口语的独特性，认为这种精炼的语言，既是启蒙阶层书写的载体，更是中德与北德地区有教养者的社交通用语。这种论断实际上构建了双重语言标准：既强调特定群体的口语实践，又试图将其提升为超地域的书面语规范。然而从现代社会语言学视角审视，阿德隆的理论存在根本性矛盾。他未能清晰区分上萨克森口语规范与跨地区书面语理想规范之间的本质差异，这种混淆在当时就已遭到学界批评。

    雅各布·格林：通过语言夯实我们的民族历史根基

    阿德隆对德语标准化的社会史思考虽具开创性，但其理论建构仍停留在纲领性设想层面，其语言史著作的叙事框架虽涵盖史前时代至霍亨史陶芬王朝，但实质性论述止步于宗教改革时期，他对同时代语言演变更持否定态度。在19世纪的语言史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种局限。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出版于1848年的《德语语言史》在社会史维度上也未能超越阿德隆当年的纲领性设想，甚至局限于历史语法学范畴。他秉持可重构的印度-日耳曼语及日耳曼语至上理念，认为语言分化必然导致语言自然性与生命力的流失。格林还通过术语选择强化意识形态，排斥外来词“日耳曼”（germanisch），而推崇使用“德意志”（deutsch）这一民族色彩浓厚的称谓。在他看来，语言史研究实为德语史前根源的考古重构，旨在挖掘与其他语言的原始亲缘关系。这种学术建构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意图——“通过语言夯实我们的民族历史根基”（《德语语言史·前言》），为民众提供历史教育，唤醒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格林将语言演变视为自然过程的理论，掺杂着伪科学式的语言有机体论，这与赫尔德的观点形成隐秘呼应。在工业化初期的实证主义氛围中，古老语言常被赋予健全以至神圣的属性，新兴语言则遭受退化与衰败的污名化。这种思维模式折射出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学者的核心使命，即通过唤醒最古老的共同语记忆来培育民族文化认同。

    冯·波伦茨：德语作为和平中欧之语言

    自1871年德意志统一以来，语言民族主义与政治疏离型实证主义始终是传统日耳曼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且为官方倡导的研究方向，在语言史书写中产生持续影响，直至20世纪仍余波未歇。1920年代，德语语言史著作仍沿袭雅各布·格林的书写范式，篇幅大多集中于德语史前史和中古德语，研究内容聚焦于语言内部的音变与形态变化。二战后，学界开始突破语言民族主义框架，转向关注近、现代德语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70年代后，研究重心系统性转向早期新高地德语至当代德语史，这一趋势在德、奥、瑞等德语区国家形成广泛共识。

    彼得·冯·波伦茨（Peter von Polenz，1928-2011）所著《德语语言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突破传统语言史书写框架，以社会语言学为导向，将语言史置于通史维度中进行考察，尤其注重其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文类发展史、媒介史、阅读史乃至思想史的结合，展示德语发展与社会时代背景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核心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方法论上实现了语内研究和语外研究的有机统一，既系统梳理了德语发展中的关键语言演化现象，又深入探究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动因；其次，创新性地将语言意识史确立为语言史的构成性要素，通过对语言共同体、语言地域、语言政策等层面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语言与社会发展的共生关系；最后，在内容上拓展了研究视野，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语言政治学、语言地理学、外来语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完整呈现了德语发展的多维历史图景。

    在语言观层面，冯·波伦茨秉持宽容博爱的学术立场。他指出，直到歌德时代德语区始终保持着世界主义的多元多语传统，而拿破仑战争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却催生了狭隘的单语倾向与危险的纯语主义。面对当代欧洲地缘政治变局，他特别强调，德语应重新担当起和平中欧之语言的历史使命。在具体语言政策上，冯·波伦茨反对激进的语言保护主义，并基于语言史研究指出：德语词汇中约三分之一是源于外语的借词或受到外语影响而形成的新词，这些外来语元素非但无损德语发展，反而通过直译借仿、引申借仿乃至自由借仿等多种形式丰富了德语表达。他特别强调语言发展的自主性规律，主张通过加强语言教育而非立法干预来维护语言生命力。这种基于社会史研究的语言发展观，不仅为德语研究提供了范式，对汉语应对全球化语言影响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