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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章明
《白居易十讲》（凤凰出版社2025年7月版）是《莫砺锋评说白居易》的修订版，书中关于白居易其人其文的讲解，遵循常见的时空顺序，似乎没有特别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作者将原有的十二讲压缩成了十讲，做了相应的增删改换，特别更新了关于白居易姓氏来源的讨论，以及针对俸禄品服的分析，使得全书旧貌换新颜。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白居易的情感变化轨迹，在看似寻常的章节安排中，紧扣情感脉络，展开相应的文本分析和事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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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十讲》围绕家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勾勒白居易一生的情感变化轨迹。
少年时期，他饱经乱离，四处漂泊，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民众的疾苦，滋生出强烈的上进心和同情心。他用功勤苦，29岁便考中进士，随后又顺利通过铨选和制科考试。
36岁到44岁期间，白居易勇于为政。他受召入翰林院，又出任左拾遗，开始了锋芒毕露的谏官生涯，弹劾骄横不法的权豪重臣，反对宦官擅权，为改善民生而疾呼，尽忠纳谏无余力。与此同时，创作讽谕诗，写出《杜陵叟》《卖炭翁》《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和《伤宅》《轻肥》等佳作。“他的讽谕诗与谏书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为了反映舆情，揭露弊政，从而警戒朝廷，改善朝政。”
白居易忠于职守，甚至越职言事，最终激怒了权要，遭构陷而贬官。被贬任江州司马以后，他的从政热情开始减退。寻访陶渊明旧宅，兴建草堂，结交方外友人。不过，从政热情的消减并未影响到他的同情心。他曾经因为不忍见人啜泣而有《夜闻歌者》之作，也曾经因听闻商人妇哀弹感叹而写《琵琶行》。
获得赦免后，白居易的仕途还算顺利，也曾出任京朝官，但是，他再也没有了兼济天下的激情。主政忠州、杭州和苏州时，处理的多是“劝农均赋，省事宽刑”的日常政务，然后便是清廉自守，至多在忠州植树，在杭州和苏州兴修水利。
58岁时，急流勇退，写下《中隐》诗，志在独善其身。此后，直到75岁离世，一直住在洛阳，过着及时行乐的吏隐生活，并早早安排好后事。这种生存智慧保护了他，使其避免了“甘露之变”的横祸。
退居洛阳的十八年里，他同情心未泯。61岁时，为好友作墓志，得到价值六七十万钱的馈赠，悉数捐修香山寺。73岁时，捐资开凿八节滩，造福过往船民。
这种终生不变的共情能力还体现在友情之中。《白居易十讲》专门讨论了白居易和元稹间的深情厚谊。两人少年相识，志同道合，相互扶助，却总是聚少离多。在不能相见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思念对方，甚至会在同一时间为对方写诗；还会在唱和中真诚地袒露心中的秘密，“连珍藏在心中的恋爱经历都可以分享”。元稹去世十年之后，晚年白居易写作《梦微之》，径称“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仿佛忘记了生死之隔，直接向亡友发问，令人动容。
莫砺锋教授从情感层面观察白居易，真是独具慧眼。透过情感变化的轨迹，我们可以窥见白居易其人的形与神，也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这种纲举目张的做法，在其他评述白居易的著作中比较少见。
二
其他学者当然也会注意到白居易的多情，只是很少从这个角度审视其人其诗。
白居易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深厚造诣。莫砺锋教授以《琵琶行》为例，向我们展示，无论是在叙事、抒情方面，还是在描写方面，白居易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被白居易的杰出诗才所吸引。莫教授还敏锐地注意到，多情才是白居易其人其诗富有魅力的关键。如其所言：“高超的艺术水准会使读者由衷钦佩，但不能使读者深受感动。感动读者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作品中蕴含的情感。”
《白居易十讲》在讲解重大史实、重要交游和经典名篇的间隙，总会见缝插针地推荐白居易的深情之作。比如，第二讲推荐了《戏题新栽蔷薇》。这首诗歌并不华美，却充满深情，“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二句竟然“把娇美的蔷薇花当作夫人看待”。再比如，第七讲推荐了白居易悼念坐骑的两首诗。第一首题作《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诗人竟然为这匹马写了一首长达四十句的悼诗，足见其“不能忘情”之深切。七年后，又作悼诗。一边悼念小白马，一边坦承：“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
对待花和马尚且如此，思念起友人和初恋情人来，其情感之浓烈更可揣知。莫教授推荐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深情诗篇。在推荐《感情》篇时，直言此诗虽然一向不太受人重视，但“其实是一首情深意长的爱情诗，非常可贵”。
在《白居易十讲》中，关于《长恨歌》的解读最详细，所用篇幅也最多。莫教授在介绍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条件之后，重点分析了它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用力之处，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爱情是《长恨歌》的第一主题，讽谕是它的第二主题，同时，全诗也有伤感的倾向，所以不妨说它也含有伤感的主题。”
正因为以爱情为主题，“为了让李、杨的爱情显得比较纯洁、比较值得同情，《长恨歌》对史实或传说等材料作了态度鲜明的取舍，凡是不利于表现爱情主题的材料尽量不予采用”。如此分析，不仅可以解释白居易为何有意回避杨玉环本为寿王妃的史实，而且可以解释诗中虚构细节的合理性的问题。
“峨眉山下少人行”以峨眉山指代蜀中山峦，旨在照应前诗中的“宛转蛾眉”，显示李隆基的悲情视角；“孤灯挑尽未成眠”未能反映帝王家用蜡烛照明的实情，却可以渲染唐玄宗的孤寂凄凉心境；“七月七日长生殿”提及的是祭殿而非寝殿，不适合谈情说爱，这个殿名却契合天长地久之意，可以用来宣誓爱情……凡此种种，都不合于现实，却不悖于艺术真实，“有利于构成一篇美丽的爱情诗”。
在做详尽解析的同时，莫教授也提醒读者注意，“文学作品不是科学著作，它是允许虚构和想象的”，不能过分关注史实和细节真实，而应关注虚构和想象出来的饱含深情的艺术真实，“艺术的真实才是更高级的存在”。
对于那些没有虚构和想象却还是不易理解的作品，如《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莫教授仍然从情感着手，进行有理有据的解读。此诗作于“甘露之变”后不久，白居易使用了一些典故来表达复杂心情。后世的解读因此众说纷纭，尤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二句为最。以宋代章惇为代表的解读者相信，“君”指的是事变中被杀的王涯，他是白居易的政敌，所以后者有幸灾之意；以苏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首诗尤其是上述两句只有悲哀之情，绝无乐祸之意。
莫教授通过典故剖析和关键字词的阐释，首先分析了每句诗的含义和情感倾向，接着针对全诗做了综合评估，然后根据白居易“从未在诗文中对王涯有过微辞”的情况进行推断。他认为，白居易确有庆幸早退之意，对“甘露之变”以及在事变中遇害的官员，白居易的态度“十分复杂”，但是，没有幸灾乐祸。
白居易秉持儒家仁民爱物的立场，对花和马都一往情深，不至于违背孔门“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的准则。苏轼正是基于这种立场而反对章惇的解读，莫教授也从这个角度提醒读者，“对于同一个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截然相反的理解，有时读者本人的人品会在解读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三
这样的提醒真是发人深省！笔者在大受震撼的同时，也注意到《白居易十讲》在写作方式和普及效果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方面，这本书虽然高度关注情感和人品，但是没有忽视诗歌解读方法的传授。如前文所示，莫教授重视情感轨迹的勾勒，注重文本内容的分析，追求艺术真实，强调解读者人品的重要性等等，都是授人以渔，展示解读诗人诗作的原则。再具体一点，第55页解释“不见玉颜空死处”之“空”、第63页解释“长恨歌”之“恨”、第226页解释“当君白首同归日”之“君”，都提供了通过关键字词来理解古典诗歌的范例；第145至146页辨析“幽咽泉流冰下难”还是“幽咽泉流水下滩”、第222页解析“当君白首同归日”的具体含义，则着眼于诗句解读的具体指导。喜爱古典诗歌或者有志于古典诗学研究的人可以从中受到教益，避免或减少过度阐释的风险，从而真正进入古典诗歌的艺术世界。
另一方面，这本书并不以文本解读方法的传授为目标，甚至不以认识这位诗人为目标。莫教授关注白居易其人其诗的情感内蕴，并能与之共情，其目的在于，传递他的爱心和同情心。正因如此，他才会在讲解《琵琶行》的时候，动情地吁请读者“对白居易说一声‘谢谢’”，吁请读者“怀着善良的情怀”，“在陌生的人群中发现共鸣，得到同情”。如其所言：“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具备的本性，共鸣则是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都能产生的情感，社会地位的高下、文化修养的高低，贫富贵贱，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
莫教授带着情感讲评白居易，既称其为“伟大的唐代诗人”，又将其视作“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从这位伟大的诗人身上看出了平凡，并不是要贬低他，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普通读者能够理解他的伟大，并且看到他的平凡中所蕴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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