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廉洁，可辱也”所蕴含的哲学精髓

    ■黄朴民

    孙子既是卓越的军事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孙子兵法》固然是一部兵书，但同时也是不朽的哲学著作，它既是对战争指导原则的总结，也是对竞争活动普遍规律的揭示，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方法论价值，尊重客观规律性（建设实力）与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谋略）之间的有机统一，守正传承（“以正合”）与权变创新（“以奇胜”）之间的相辅相成（“奇正相生”），追求理想境界（“必以全争于天下”）与正视现实条件（“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之间的理性平衡，等等，都体现了原于兵学，又高于兵学，乃是《孙子兵法》一书的鲜明哲理特征，而其《九变篇》中所概括的导致将帅本人身败名裂、军队覆没，国家灭亡的“将有五危”现象，同样是这种哲学理性认知具体而生动的反映。

    我们知道，孙子特别强调军事行动必须以将帅为中心，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将帅在享有崇高地位和荣耀、拥有战场上生杀予夺独断专行权力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德能配位，道德情操超凡脱俗，这包括在处事原则上，能够做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在知识才能上能够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参见《地形》《九变》诸篇）。在部队的管理方面，能够做到“令素行以教其民”，“与众相得”，使广大士卒“亲附”，全军上下协力。在个人修养方面，能够做到“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沉着冷静而幽深莫测，正派公道而办事干练。当然，在将帅问题上，孙子最为关注的，是将帅综合优秀素质的养成。为此，他在《计篇》中提出了将帅素质养成上所应拥有的五种基本要素，即所谓为将之“五德”：智、信、仁、勇、严。对此，宋代梅尧臣注云：“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

    细究起来，《九变篇》中包括“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在内的“五危”，其实是可以和“五德”一一对应的。这种“五危”，诚如钮先钟所言，是“五德”在具体运用上造成的偏差所致。（钮先钟：《孙子三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83页）孙子认为，优秀的品德也会给自己留下软肋，暴露弱点，呈现短板，从而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危害。

    比如说，勇敢本来是一个美德，但如果总以必死来自律，一味拼杀，逞匹夫之勇，到了“必”的程度，则很可能会陷入敌人的圈套而白白送命；智，聪明睿智，本来也是美德，但如果总以智相求，换取生还的机会，那就会缺乏冒险精神，决策时瞻前顾后，患得患失，行动时优柔寡断，投鼠忌器，那么势必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甚至在战场上成为敌人的俘虏；信，当然也是一种美德，但如果总是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画地为牢，自我束缚，那么就肯定难有作为，而为了履行诺言，拘泥恪守“小信”之人，他又比较容易轻敌冒进，即眼看既定目标无法实现之时，那就会盲目追求速度，终被戏耍；严，本来毫无疑义，是一种可贵的美德，但是如果过于爱惜羽毛，一味强调严于律己，那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最终自取其辱，并且会非常在意外界的看法，别人的评价，容易被虚名所累，最终招致祸端，以致为敌所乘，所谓“图虚名而处实祸”；仁本是美德，但如果不分场合地婆婆妈妈，最终就会造成自缚手脚、寸步难行的局面，陷入不可收拾的困局之中，这表面上是“爱民”，实质上乃是“害民”。道理很简单，像视死如归，善于保全，斗志激昂、廉洁自律、爱民善卒，都是公认的“美德”，只要是正常智商的人对这些都会加以肯定和赞同，大家都作肯定，都表赞同，都加强调，都来提倡，都予推动，那么就很容易将事物推到极端，而一旦事情到了极端，则必然走向反面，所谓“真理过了一岁，就成了谬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更重要的是，从“杂于利害”的哲理看，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正反两种因素，利弊相杂，利弊一体，世上万事万物，无绝对的利，也无单纯的害，都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要获得和利用该事物的利，那就必须同时容忍与接受该事物的弊，最坏的东西，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所谓“天无弃物”，“天无弃人”；一样的道理，最优秀的事物，也肯定有它的短板，有它的软肋。即使是号称治国安邦的“六艺”经典文化，其不足之处也客观存在，无可否定，必须正视。《礼记·经解》对此就有很好的诠释：“《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又如礼与乐，当然为治国安邦所不可或缺：“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但它们各有其功能，一旦失去内在的平衡，其中的一方过度了，那么不是导致社会体制的混乱失序，就是造成人们对统治者的陌生疏远、离心离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由此可见，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就“廉洁”而言，它固然是众所公认的一种高尚美德，但是，它的软肋同样存在：廉洁之人往往脸皮太薄，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关注外界的评价，在乎自己的名声，这样，就很容易陷入“图虚名而处实祸”的困境。因为你的对手，最擅长的是你怕什么，他就用什么整你。一个人作风正派，口碑良好，他就四处造谣，说你贪赃枉法，道德败坏，而且编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不廉洁的人，心脏大，心理承受力强，“笑骂任汝，好官我自为之”。可廉洁之人则做不到这一点，这种事是三人成虎，往往传得沸沸扬扬，而且百口莫辩。于是乎，他就会整天陷入负情绪的笼罩之中，坐卧不安，寝食难宁，心烦意乱。而他又很不幸，处于决策的位置，所以，很容易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策。敌人就等着他犯错，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以待敌之可胜”。而他一旦犯错，其对手就乘虚而入，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即所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种情况之下，廉洁就不是正面的资产了，而成了负面的障碍与负担。

    显而易见，《孙子兵法》的主要价值，不是其具体的战术指挥要领，而是它哲学层面上的普遍思想方法论，特点是它的另类思维（亦可命名为超常思维，逆向思维），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处找到不合理，而将“廉洁”“爱民”列入将帅的“五危”之中，看成“颠覆性”错误和罪过，就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哲学思辨价值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