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史料与议题的新开掘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所有传世的经典文献。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在海内外蓬勃发展，研究领域不断开拓，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尤其近十余年，可以说是《四库全书》研究成果出版的井喷期，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郭合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宁侠《四库禁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发微》（中华书局，2020年）等等，都为学界所瞩目。琚小飞所著《溯源汇津——四库文献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3年）是又一部关于《四库全书》的学术专著，其考辩翔实，富有特色，值得学界关注。

    《溯源汇津》是作者在近年发表的《四库全书》系列论文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全书二十余万字，分为五章，在深入挖掘大量新史料的基础上，对《四库全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议题诸如四库馆阁、四库底本、编纂与校阅流程，以及《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等均有涉及。我们常说，“材料”与“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两大核心要素，“问题”的提出有赖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材料”的丰富程度则直接关系到“问题”的阐释与探讨。通观《溯源汇津》全书，可见作者在《四库全书》史料与议题的开掘、深翻上用力尤深，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创获。

    首先，《溯源汇津》一书在四库新史料的搜集、挖掘、利用上不遗余力，所获甚多。《四库全书》编纂前后历经数十年，期间经过分校官甄别、校阅，复校官、总校官校订，各阁的撤改与复校等，留下大量原始纂修档案，成为研究《四库全书》最直接的材料。《溯源汇津》的研究表明，前人所揭示和利用过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底本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等四库学史料虽已十分丰富，但若深入翻检、挖掘，仍可发现许多尚不为人知的新史料。作者关注四库文献有年，广泛搜求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各大机构馆藏，就前人未曾注意的《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清内府抄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新史料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同时不惮繁难，查阅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陈设档、装函清册等珍贵档案，书中征引的这些档案史料极为可观。作者十分注重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互补，尽可能求得研究对象的全貌，在明晰史料来源后，还进一步思考文本的生成过程，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解读和佐证，由此提出诸多独到见解。书中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第二章中，作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修书档册《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探讨《四库全书》早期编纂史事，判断《四库全书馆校档残本》为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形成的馆臣签讹档册，登载了荟要处与全书处的工作流程，不仅有助于更加精细化地了解四库馆的运作程序，也可藉此勾勒出四库纂修机构的职任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可以说，对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利用，堪称是书的一大亮点，不仅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溯源汇津》有不少章节内容代表了四库学研究的新趋向。文津阁作为七阁中最早肇建的藏书楼，其建造、修缮的物料、耗费如何？ 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何要撤改？ 如何补函？ 四库馆校阅书籍中分校官如何签改？ 誊录官如何缮录《四库全书》？ 复校官如何复校和审核分校官的校签？ 凡此种种，都是四库学研究的新议题。《溯源汇津》对解决这些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带来研究的新思路。《溯源汇津》重点关注了《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产生的衍生品和副产品，可谓独具慧眼。在作者看来，《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及嘉道之际各阁检查书籍形成的各阁《书籍目录》和《装函清册》，都算是《四库全书》编纂产生的衍生品，这些衍生品研究“构成了四库学发展的重大空间”。相较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著的汗牛充栋，《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作者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切入，充分揭示这些衍生品和副产品的价值。书中用了较多篇幅重点考察《四库全书考证》。作者敏锐地认识到《四库全书考证》汇聚四库馆臣办理书籍校签的精华，对于了解《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以及馆臣校勘书籍具有极大价值。书中梳理考证了《四库全书考证》的编修动因、成书时间、存世版本、流传收藏，对该书的重要文献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揭示。

    最后，《溯源汇津》一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敏锐地注意到四库馆与其他内廷各馆存在紧密的协调互动关系。作者提出四库馆并非独立运作，四库修书期间三通馆、武英殿修书处、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等修书机构互有重叠，馆员互有交叉，各馆之间互有协作，这是以往学界所忽略的部分。譬如武英殿修书处是协助《四库全书》编纂、校勘、刊印的重要机构，是四库馆运作的核心系统之一。武英殿修书处所发挥的作用以往学界着墨极少，作者充分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内阁大库档案，呈现了武英殿修书处与四库馆之间协作的基本面貌，由此获得不少新发现。如旧时观点认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版式划一，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且行款一致，每书均录乾隆御制诗并序，次载提要，这些特征已然被视为鉴别聚珍版的“金标准”。作者研究表明以上特征只是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书的一般共性，但是绝不能仅仅以这两项指标判定是否聚珍版。作者举出了几个反例：聚珍版《万寿衢歌乐章》行款就与其他书籍不一致，九行二十一字只能代表大多数书籍的款式；殿本皆有诗序、提要的说法也不够确切，《周易口义》《四库全书考证》《御选名臣奏议》等皆无提要。当然，任何课题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书也同样还有值得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关于《四库全书》书籍采择的来源问题，作者在研究中虽有分析，但相关探讨仅简略涉及，仍显不足。此外，如何通过考究四库馆运作机制、书籍编纂流程管窥清廷的统治策略和政治文化导向，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分析。但是瑕不掩瑜，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一窥四库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可以了解到四库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新方法与新进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