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汤炳正（1910～1998）生前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曾担任全国屈原研究会首任会长。他是章（太炎）派朴学的正宗继承人，以语言学和楚辞学的研究而蜚声中外。他名炳正，字景麟，名和字出自杨雄《剧秦美新》中的名句“炳炳麟麟，岂不懿哉”。无怪乎从年轻时开始，他就有着浓厚的“杨雄情结”，花了不少精力研读杨雄，其中着力最多，反复修订、充实的著作就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杨子云年谱》（简称《杨子云年谱》）。
杨雄（前53～前16）字子云，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和学者。在文学创作上，他有脍炙人口的《甘泉赋》《长杨赋》等；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他有流传至今的《训篡》《方言》等著作。鉴于当时诸子各以其知识相背驰，诋毁圣人，扰乱时政的现状，杨雄模仿《论语》写作“为天地立道，为人世立法”的《法言》。《法言》全书十三章，每章三十条左右，内容涉及到哲学、经济、文化、伦理、艺术、科学和军事等方面，是杨雄的代表作。他的这本书弘扬了儒学理念，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言》语言古奥，很多地方难以索解。自汉以降，有一些学者对该书进行诠释，其中通行的版本有晋李轨注本和北宋司马光集 注本两种。近人汪荣宝（1878—1933，江苏吴县人，学者和外交家）研究杨雄的著作《法言》，1911年，他的《法言疏证》一书经汪氏金薤琳琅斋出版面世。在北京弘达中学补习功课、备考大学的汤炳正读过这本书，认为书中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他也潜心做《法言》的笺疏，以补救汪荣宝的缺失。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过眼的《法言》版本多达五十种，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完成了对《法言》的笺疏工作。
汪荣宝结束驻外生涯后，长期生活在北京，在军队和外交部门任职，同时继续做学术研究。1932年8月，汪荣宝又有一部研究《法言》的新稿完成，书名为《法言义疏》（1933年秋冬之际出版）。汤炳正听到这个消息，辗转找到汪宅，向汪荣斋请求，希望能够看看他的新著。汪荣斋破例将手稿副本送给他看。汤炳正一看，发现他和汪荣宝研究路数几乎一样，心中不免有些沮丧。汤炳正回去后决定删除他著作中的与王宝荣相同的地方，然后将文稿定稿。
1933年3月，汤炳正考入私立民国学院新闻专修科学习。他在学习中除学习专业外，还继续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学习和研究。当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方兴未艾，顺应这种风气，他准备写一部《中国语言学家杨子云年谱》，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研究杨雄的生平事迹、文学创作，特别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为了收集资料，星期天，他不与其他同学出门游玩；当时经常有学生运动，他也从来不参加；他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对于扬雄，学术界研究的人不算多，有的著作错讹较多。现存的主要有，清朝陈本礼的《汉给事黄门郎扬雄生卒年考》；佚名的《汉大儒黄门郎扬雄年考》，是一个手抄本，现存上海图书馆；近人董作宾发表在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的《方言家扬雄年谱》等。至于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中的《扬雄文学系年》，则基本上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杨雄的。
1935年1月，汤炳正从民国学院新闻专修科毕业，在家里闲居半年，后来经过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金震推荐，他进入章太炎主持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学习。当时讲习会学员的文化程度不一，为了更有效地教学，章太炎决定通过考试挑选一些程度较高的学员，重新编排一个研究班进行教学。汤炳正还记得，那一次考试的作文试题是“自述治学之经过”。这个题目看似简单，但是你要写出你的治学的经历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经历能够充分说明你有浓厚的学术研究兴趣和很大的研究潜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汤炳正将自己为汪荣宝的《法言义疏》加以补正的内容和过程作答。章太炎看过他的答卷，极为欣赏，亲自将试卷中的这个部分截录下来，然后加上“《法言》汪注补正”的题目，在当时“章氏国学讲习会”的会刊《制言》半月刊上发表出来。这是这家刊物唯一一次发表学员考卷上的作文，也是汤炳正第一次发表学术研究文章，对他是一次极大的鼓舞。
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学习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杨雄，不断有成果问世。1937年1月18日，汤炳正的论文《〈法言〉版本源流考》发表在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上。李源澄是章派弟子，是汤炳正先生的同门师兄，后来成为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1937年，他应唐文治的邀请，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职，并创刊《论学》杂志。1937年，汤炳正的《杨子云年谱》就连载在他主编的《论学》第4、5期和第6、7期合刊上。
《杨子云年谱》是汤炳正的代表作，是他从对文字声韵之学的研究向对学术源流的考察的转型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7年，汤炳正同他的孙子汤序波谈话的时候仍然颇为自信地说：“我五十年前关于扬雄的研究，至今仍罕有人超越，基本上还停留在我那时的水平上。”年谱前边的《序论》主要考察了杨雄的世系、生卒年及来京的时间、经学的派别、小学的传受、学术思想等五个方面；有关专家评论《序论》，“探析深入，征引诸说，取舍公允”。后边是著作的主体部分，有关专家评价这个部分的内容“资料翔实，随文考辨，态度客观”。这部著作征引了不少新鲜资料，解决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学术问题，是杨雄研究领域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一直到现在，对于研究杨雄及其时代也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7年7月，汤炳正从“章氏国学讲习会”毕业，然后返回故乡山东荣成。在返乡之前，他曾经对《杨子云年谱》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将原来的两卷扩充到三卷，总字数达到五万多。他在途径上海的时候，将书稿交给友人，请友人将书稿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发生“八一三”战事，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炮击，汤炳正的书稿从此就下落不明——他自己估计，书稿极有可能毁于兵燹。
2002年3月，汤炳正先生1945年在四川广安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在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任教的傅绍机写信给汤先生的孙子汤序波，告诉他说：“在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有汤教授一本《杨子云年谱》，在‘万有文库’里，同样的书有三十本之多。你祖父在1982年当面对我说：他曾把该书的书稿交给上海的一位朋友，但是他本人还不知道已经出版了。”汤序波得到这个信息，非常兴奋，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将该馆古籍部所藏的“万有文库”中的图书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没有找到该书的任何蛛丝马迹。
迄今许多学者的研究著作要引用该书的观点和资料，一般都引自1937年出版的《论学》杂志登载的文本。2000年12月，南京大学教授王青撰写的《扬雄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回复汤序波的邮件中说：“电脑中的原始材料因为误操作而被删除，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汤先生的大作，但肯定不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应该是登在《论学》1937年第4～7期上的那篇。”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这部著作，在战乱时代，汤炳正得不到已经出版的消息，实属正常；但是出版后不应该只有贵阳师范学院图书馆一家收藏，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国内的一些大型图书馆应该也有收藏。但是2006年8月，汤序波曾经到国家图书馆查找，也无功而返。所以笔者推测，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出版这部书，原稿已经在战火中被焚毁，傅绍机先生的证词毕竟是孤证，他的记忆极有可能属于误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活动逐渐显示活力，汤炳正打算将《杨子云年谱》出一个单行本，将其他几篇关于扬雄的研究文章作为附录编在年谱之后，不过他的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不久，他决定将自己的“小学”方面的长短文章编成一本书，书名为《渊研楼语言文字论集》（或《渊研楼论文集》），将《杨子云年谱》编入其中。他打算“不改动原文，保留本来面貌”。当时大陆出版业正处于转型阶段，再加上汤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生僻，读者面不宽，一时在大陆找不到适当的出版社。此前，中国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曾经出版过汤先生的《屈赋新探》和《楚辞类稿》两本书，于是汤先生决定将这本书还是交给这家出版社出版。在整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汤先生对《杨子云年谱》进行了精心的修订，有的地方还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和修改，最明显的是，将《序论》的五个部分变为四部分，将“学术思想”这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掺杂在前四个部分之中。1990年，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为庆贺汤炳正八十大寿决定推出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出版社和汤先生协商，将书名改为《语言之起源》。
2015年7月，山西的三晋出版社出版了《语言之起源》（增补本），主持其事的汤序波对该书作了修订，和原书相比，还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1997年，四川大学启动《儒藏》编纂工程，《史部·儒林年谱》收录了汤炳正的《杨子云年谱》，由于当时编纂者没有获得台湾版作参照，仍以1937年发表在《论学》上的《杨子云年谱》作为底本，实在令人遗憾。幸好三晋版《语言之起源》（增补本）收录的该书是汤炳正亲自修订过的版本，聊以弥补四川大学《儒藏》版的缺憾。
（注：“杨雄”亦作“扬雄”，汤炳正作“杨雄”，有许多专家作“扬雄”，故文中一人之名而有两种写法）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