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

    ■严家炎

    中国文化，如果从轩辕黄帝时算起，已经有六千三百五十年左右（据学者钱锺书考查的材料）。若从春秋战国相接时算起，至今亦已两千五六百年，可以说久远而又丰富。《周易大传》有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是自强不息，一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格：具有坚韧顽强、绵延不绝的活力和包容万物、融会更新的品格。既有乐天知足的豁达，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在道德本体上，中国文化早已确立了仁义、和合、忠恕、孝悌、中庸等核心观念。这类核心观念都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研究、创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提倡：“与天为一。”所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国际横向关系上，又是讲究“协和万邦”的。这“协和万邦”，作为思想主张，既是一种精神成果，也会变成“物质成果”，不仅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也惠及本国的发展与繁荣。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仅存的硕果，就来源于这些精神思想能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继往开来、融合蜕变、推陈出新。

    拿清末思想家黄遵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日本国志》来说，它诠释的就是一种承上启下、包容互惠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应该说，这就是黄遵宪所认为的一种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即被当代学者誉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的卢作孚先生，也是践行和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师从晚清举人、著名史学家张森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青年时代又饱览西方文明的进步书籍，并将二者的精髓融会贯通，从中探寻出中国社会转型及文化创新求存的根本办法，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以世界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为目标，“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卢作孚：《从四个运动到中国统一》［1934］，凌耀伦、熊甫主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的整套主张。具体来说，就是实现产业、交通、国防和文化的四个现代化。有学者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凌耀伦、熊甫主编：《卢作孚文集·前言》［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不仅如此，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还亲自主持了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作为“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三大试验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质成果，至今仍在发挥余热。

    我的祖父严伯勳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开始学说话时，即在祖父教授下学识字。两岁已识字三四百个。三岁起由祖父口授唐诗。抗战前夕识字近千。到了五岁，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我读《孟子》和《论语》。这些启蒙学习无疑为我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我七岁进正规学校读书，插入三年级，直至高中三年级毕业为止。高中二年级时，我在《淞声报》上发表《巳生嫂》《不堪回首》等短篇小说。高中毕业后，我接着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又到安徽省先后参加四期土改。这个阶段接触和阅读了不少古代和近现代文学书籍，增进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1956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北大主攻文艺理论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间得到杨晦、钱学熙等名师指导，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们开出的书单就有中外古今的一百五十多本），使我获益匪浅。学习两年之后，我被提前分配工作，为二十多名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留学生讲课，从事近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前后已超过一个甲子。除了完成教学任务，我还担任过一届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几十年来，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学浪潮里摸爬滚打，有了一些心得体会，撰写了近四百篇文章，出版了二十二本书，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编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现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新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汇编为十卷本《严家炎全集》，与有兴趣的读者分享。

    本《全集》所挑选的文章，不仅与我的教学相关，也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相互辉映，比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比如由长篇小说《创业史》引发的如何写好“中间人物”的论辩；比如“文革”后拨乱反正，重上文学研究正轨的诸多问题；发掘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贡献；还有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发现和评论；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对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和讨论；等等。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在逻辑，分别收入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实集》，第四卷《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五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六卷《金庸小说论稿》，第七卷《问学集》，第八卷《朝闻集》，第九卷《随笔集》和第十卷《对话集》。

    纵观我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与文化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文化寻找精神出路的同时，中国文学也没有一刻的停顿。我在收入第八卷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一文中，开篇就写道：“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的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文中阐述了何为文学的现代性，导致中国文学发生现代性嬗变的内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实际上，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本世纪初，承蒙中国高教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大学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为基础，首次在教材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作了阐述（请见本《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早于此三十多年的晚清末期，即1880年左右，其理由与依据都离不开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与此同时，我还将前面提到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一文，作为这套教材的引论，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从而确立了这套教材的基调和主线。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出路究竟在何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还需要做哪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是新一代同仁们所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