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人大社是我平生一大幸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65周年庆祝之际，我作为出版社著译者，获邀撰写一篇纪念文字。欣然从命之余想到这岂非也是就此晚年学术生涯中一桩幸事抒发感念的机会。

    在长达14年的业务联系中，我在人大社一共出版了28种人文理论性著译图书，总共31册（已占本人四十年来全部出版物总数的约三分之二了）。我在与国外朋友们谈及学术出版情况时，当他们了解了人大出版社的学术地位后，不免惊讶道：“依你的处境（因世界人文学术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职场社会，地位决定着学者命运）如何会有此种出版上的好运呢？”在国外，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如无地位名望或基金资助也会是相当困难的，此因人文学术理论书籍的出版是无利可图的。作者与人大出版社素无渊源，彼此竟可本“君子之交、以文会友”之义，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结成了长久的学术合作关系。

    上世纪末定居加州矽谷以来，一晃已经在此“人文沙漠”地区（此地只有二事：科技与理财）度过了闭门读书著译生涯的二十余年。所居“活动房屋”足以沿壁墙陈列近万册中外图书，颇欲效法昔贤王应麟先生，于此“百余年前牛仔故地”即以专意读写度此余生。（据传先生因矢志著述而可长达二十年间“不下楼”。文革期间探亲宁波东钱湖时读其《困学纪闻》，深为浙东学人节操所动，遂复坚“人生当如是”之志！）然而现代学术世界较中国古代复杂艰难何止千百倍。与古贤耕耘故籍、诗书自娱度日不同，今日人文学理实践概须面对古与今、中与外、欧与美、德与法、哲学与理论、科学与文史等诸认识论张力空间内的多方交汇思考，为此必因国际学界职场专业制度化的制约而举步维艰。虽有不求闻达于世之志，如无资金与机构奥援，又如何在全球制度化时代能够有效表达独立学人之所思所想呢？显而易见，学术出版条件今日实乃践行独立治学计划的必需环节。

    2000年底，在去国13年后首次返京，不久后得悉自1977年底向其交付《结构主义》译稿以来维持了二十余年联系的商务印书馆进行了改组，我的几项著译合同也陆续终止。我的译作《野性的思维》被推荐给了素无联系的人大出版社。不久后，人大社告知该社将再版我译的《野性的思维》，并将其收入计划中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系列内。我于是趁2004年回京参加会议之便首次拜访了人大社。出版社领导与编辑部同仁之坦诚友好态度，令我信心陡增，甚或对出版界有了耳目一新之感。对于曾经有过国内外甚多次出版麻烦，并因于国内外提倡跨学科、跨文化学术革新而与由学科专家们主导的学术主流时生摩擦的我来说，不料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晚年治学的出版问题。

    十几年来，我在人大社的著译出版物大致分为三大片：1.中国伦理学原型分析和传统学术意识形态研究（大致涉及资料辨伪学、经学解释学、仁学伦理心学）；2.参与了出版社组织的法国人类学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符号学（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名著丛书的翻译和总序撰写工作；3.自行编选、翻译的前后11部胡塞尔现象学译作。最后一部分值得特别提及，因为它最终圆满了我自1960年代初发现了胡塞尔哲学后即视之为毕生研究和译介目标之一的心愿。

    矢志向学的60年来，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人文学术的现代化发展，既须继承民国期间现代化初期的学术成就，更须深研现代西方主流人文学理，以便在人类学术全体成就基础上拓广视野，规划长远。然而在旅德九年后已获有一种与欧美文科留学生们、以及与民国以来学界前辈们完全不同的人文学术观点。此即认为：在深研现代人文学理的同时，必须采取一种批评的反思态度，对人类人文理论遗产须根据新知新学新理进行独立的重估，既不能重蹈学术民族保守主义而固步自封，也不能被动沿袭西方主流学术方向而亦步亦趋。为了对于人类传统人文知识理论进行解剖、分析、重组，特别应该关注符号学-解释学的认识论革新方法论。这样，在努力掌握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的技术性价值的同时，也应该在思想性层面上对之予以批评性检视，以便进一步厘清其隐含的真伪善恶之涵义。然而，我对国际经典研究应采取“学理技术性”与“价值批评性”二分法的主张，自然不为当前已然全部职场制度化与市场竞争化的国际主流理论界所接受。因为这样的一种在国际主流之外独立形成的“批评认识论与独立价值观”，不免会触及主流学科、学派、名家等的学界等级地位和名利得失。在今日世界全面功利主义化的人文学界生态里，“求真原则”逻辑上必然对立于“求利原则”。长年游学于国外人文学界，渐渐清楚地意识到此两种治学观的对立是多么严重，意识到以学谋利的人文学术生态，早已将传统上的“以学求真”方向，大面积地变成了如何通过“运作真理话语”方式来达到“以学求利”目的（其伎俩之一即通过“党同伐异”组织来掌控学派相关学术思想的发表和流通）。人文学术话语不过成了如何在学术市场上“制作”流通价值的“手艺学”。在与国际同行坦率指出此一时代学术危机时，我竟会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与彼辈周旋时遂不得不常以梁任公之“献身甘作万矢的”自励，并意识到彼此的立场差异是根本无法通过“讲理”解决的，因此只能在坚守以学求真方向上自行满足于言所当言而已，根本不必再奢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所建树。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主要在中文世界里通过个人的著述以及译作中的前言、后记、附录等附加文字，记录下个人相关学术观点与经验。这样的独立治学观之“可行性”，自然取决于出版条件之有无。不想此一基本而并非易于实现的愿望，竟得以最终在人大出版社获得了满足。了解了上述本人特殊的治学背景，读者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将此一与人大社的14年顺利合作关系视为平生一大幸事了。

    十几年下来，可以说，我的一切颇具个人风格的著述与评论文字，编辑部基本上都毫无保留地予以采纳和发表，对于著译者的学术思想表达的权利给予了充分尊重。无论是在个人著述中表述的不同于国际学科主流的观点，还是对于西方经典译著表达的不同于国际学派权威观点的批评性解释，均得以顺利发表。由于学术文化环境不同，也由于珍惜出版重要译作的难得机会，译者几乎对于每一译作均“不避‘附尾’之嫌”，表达了本人颇不同于国际主流派系的意见与评价。

    在我们东方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崇洋重外大环境里，出版社能够不为国际学术权势意见所囿，以学为重而不以势取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甚多值得提及的往事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桩是近百万字的《儒学解释学》的最终出版。由于采取今日国际学界甚难理解或接受的跨学科、跨文化、跨理论方式写作（将古典考据学、现代辨伪学、语言符号学、“去中西形上学的”伦理学，以及中华仁学精神史等冶为一炉的独创性之作），该著自然难于为中外任何专业学科领域内专家们所接受。全稿完成后，起初因“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刚再版了我一本无利可图的扩大版《理论符号学导论》）而未敢再麻烦人大出版社。我曾在国内外好几家华人出版社“投石问路”，结果无一理睬或有兴趣审阅，于是不情愿地已打算将其交付或北京或台北的某家小出版社以自费方式出版了。就在最后一刻，决定还是再试一次人大社，不想竟意外地被其采纳，令我顿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叹！不仅如此，在本书出版后，作为与本书内容意旨类同的两卷英文版旧著，还曾经编辑部推荐再版于新加坡。我个人的出版问题解决是一事，我因此对于具有宏通视野与公正立场的优秀出版社的地位的进一步认识则是另一事。应该说，优秀学术出版社的存在，对于一国的人文科学发展事业来说，会起着远比专业学界更为重要的学术方向引领作用。

    在十多年来的合作交往经历中，出版社同仁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事业的热忱和秉公为学的作风，令人深为感佩。值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5周年纪念之际，谨祝该社在推进中国人文科学发展事业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