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胜于定于一尊

    今年我在波士顿过春节。一边对着窗外皑皑白雪和美丽静谧的风光，一边读着李晓红《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史料集释》书稿。书稿字数虽然不少，但很快就读完了。这本书是我指导的博士论文，我非常熟悉。

    2001年，李晓红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我刚好给2001级开了一门“中国诗学文献”课程。这个年级给我的印象甚好，觉得学生很向学，学术氛围甚为浓厚。晓红的毕业论文由我指导，本科毕业又免试攻读硕博连读研究生，仍由我指导。博士毕业后，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做博士后，出站后留校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虽然晓红还年轻，但在中山大学已度过整整二十年的时光了。

    当我把中山大学二十年这个概念和李晓红联系起来时，不免对时光流逝之速感到吃惊，甚至觉得难以置信。不过，当我重温《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史料集释》，读到一条条熟悉的文献和按语，二十年来晓红在中山大学求学生活又一幕幕真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相信，人世间存在缘分，学术研究也是。晓红本科时选修了我的“中国诗学文献学”课程，埋下诗学文献研究的种子，成为博士论文选题因缘。这本书从2005年开始准备，已经十五年了。这期间，她对此书不断进行修订增补，和当年的博士论文相比，不但增加篇幅，质量也提高不少。

    作为导师，我不宜对《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史料集释》有太多具体评价，我相信其他读者的批评会更为真实而公允。但我毕竟比较了解此书构思、写作和修改的整个过程，我希望能以第一读者的身份，谈谈这本书的一些特色和读后的感想。

    一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体学成

    为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诗歌文体研究更是大热点。现存文献中保留着大量以“诗歌文体”为中心的史料，至今未有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史料集释》较为全面深入爬梳现存文献，汇编古人评论诗歌文体宗旨和古辞、乐府歌行杂言、齐言诗、绝句、近体诗、杂体诗等诗体形态源流、体制规范、文体互渗等方面史料，尽量回归古人评论诗歌文体时的语境，考察他们的诗歌文体观念与理论建构意图；并联系实际的诗歌创作情况及历代分体编纂的文集、总集的分类，来辨析文体名目的内涵与特色，较为系统全面呈现中国古代诗歌文体的发展面貌和理论存在。

    史料在本书中占的分量最大。文献辑录，能见匠心，如沙里淘金，其功不在创作之下。宋代魏庆之辑录诗学文献《诗人玉屑》，体现出自己对诗学、诗体、韵律、诗史等问题的看法。宽永本在《诗人玉屑》卷后题识云：“古之论诗者多矣，精炼无如此编，是知一字一句皆发自锦心，散如玉屑，真学诗者之指南也。”文献的收集编纂，受一定观念的支配，能反映出一定的文学观念。晓红此书比较系统地汇集古代诗歌文体史料，排列出诗歌文体的谱系，力图呈现古代流行最广的诗歌文体理论，并据以表达研究古代诗歌文体的结论。

    本书发掘出一些前人未注意到的新的重要诗学文献，如日本内阁文库藏李之用《诗家全体》类目与序题、李奇英《诗彀》有关文体史料等为首次披露，拓展了诗歌文体研究的文献基础。本书还对不少文献作出新考订。如明杨慎《升庵诗话》记载宋卢襄九言律《酴醾花诗》，在宋本《锦绣万花谷》中乃杂言体；又如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三举“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作为“通首八言”之诗例，事实上只是唐卢群《淮西席上醉歌》首尾二联，原作并非全篇八言。这些发覆将加深学界对古代诗体史的认识。

    史料与按语有机结合的方式，前人已有成功例子，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晓红以这种著述体例，体现论从史出的学术逻辑。本书的按语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如回文体一章按语，从该体的主题性别特色入手，指出女性作者回文诗多写夫妇离居、盼夫回归，而男性作者回文诗则多写游园周回一圈景物，并推论谢灵运《回文诗集》与游园主题回文诗之关联。又如集句诗一章按语着重论证王安石集句是与韩愈联句之“朝代间的竞争”，皆为诗体史研究中较新之论。此外对学界仍存有争议的文体问题亦力求作出新探讨。如七言诗起源问题，目前学界“源于楚辞说”“源自汉镜铭说”“源自歌谣说”等主张者甲论乙驳，本书考察齐梁文人以《柏梁诗》为七言诗体始篇的说法，结合齐梁以来七言诗的创作状况，对古人选择以《柏梁诗》作为七言诗始篇用意进行探讨，对七言诗怎样发展到七言律诗、七言诗与长短句诗的体式纠结作出较新颖解释。

    二

    本文作为一篇书序，本来至此可以交卷了。但我仍有未尽之意，借此机会，谈谈因阅读此书而引发的感想。

    我在考察现当代学术史时，发现一种现象。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学术上的名门望族，一世而斩有之，二世而斩亦有之，或有看似人多势众，实则徒有声势而已。真正在学术上承传有序，代代蕃繁者，几希矣。其原因很复杂：或因开宗立派之祖，其天赋之资后学难望其项背；或幸获成功的历史机遇无法复制；或因家法过于繁严，后学为之所困；或因提供了方便法门，后学因而袭之,每况愈下。中国有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又有一句俗话：大树底下无丰草。这是看似相反，其实相成的客观事实。

    这道理也值得我辈普通教师深省。学术上可能一代超过一代，也有可能发生代际退化，一代不如一代。防止学术上的代际退化，是每位有学术责任感和学术史眼光的老师需要警惕的。好的老师总是希望学生超越自己，而不愿意成为庇护后学的羽翼；希望自己成为学生攀升的垫脚石，而不愿意成为学生前进的绊脚石。而对于有志之后学，则需要有登岸舍筏的勇气和智慧。那种对老师尽力摹仿，惟恐失之并不是好学生。学生要越超老师，须知其所长，知其所短；得其所长，弃其所短。《人物志》在论人物时说，多数人是各有所偏的，有其长，必有其短。长处同时包含着短处。比如，“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和者不懦，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征也。”学者往往也是如此，在学术上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从学者因与老师距离过近，若无比较而超越，则知其短处者难，而得其所短者易。知其所长者易，而得其所长者难。所以，学术上必须转益多师，而不可定于一尊。生物杂交，可增强生命力。转益多师，就是不同学缘的多元杂交，包括海内外、前辈、平辈、后辈的学术交流，更开放地吸收各种学派、学说的长处，这是避免学术上代际退化的关键。

    二十年来，晓红受到中山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传统的熏陶，自然也受到我的影响。我希望晓红能拓宽学缘，转益多师。她在博士期间获得教育部的资助，成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由著名汉学家稻畑耕一郎先生指导，稻畑先生治学广博，在中国文献学、中国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戏剧学等方面都很有研究。晓红在日本期间，还注意了解和学习日本汉学的成就与研究方法。博士毕业后，她又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做博士后，景老师是缪钺先生高足，成果甚丰，其治学特点就是文史兼治。博士后期间，晓红参加景老师主持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工作，是修订组主要成员。现在看来，晓红在拓宽学缘方面，增之史学，求之海外，是有明显收获的。在此过程中，她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学术追求。

    三

    晓红学术研究的路数主要是文史结合，在古代史、学术史、文献学基础上，研究中国文体学。她对史学、文献学、目录学等，也有强烈的兴趣。读硕士的时候，我领学生一起读《四库全书总目》。此书认为现存《文章缘起》是后人假托的。我们经过反复讨论，从目录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回答了《四库全书总目》提出的几个疑问。我们的讨论成果形成了《任昉〈文章缘起〉考论》一文，刊发在《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上。在写作过程中，晓红已经表现出对于文献目录之学的兴趣与特长。

    近十年来，晓红在史学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并且引入一些史学的研究观念。比如，她受到邓小南教授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走向‘活’的文体史”的主张。历史学家认为，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历史过程，有“运作”和“过程”才有制度。中国文体与制度关系极为密切。如果说，制度是“活”的，那些依附于制度而发生的文体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也必然具有随着制度变化而变化的“活性”。文体同相关的制度一样，也具有其“运作”和“过程”。所以，研究所有与制度相关的文体，都必须有“活”的观念与眼光，考察文体实际的“运作”与“过程”。如果仅从现成总集里所划定的文章文体出发，对于文体的阐释就可能出现“郢书燕说”的现象。晓红反思中国文体史研究，不少是沿用分体总集的分类，做孤立的、线性的文体史梳理。而古代的分体总集，多是为指导创作而编纂，如唐宋时期的让表，列于“表·让官”类；举自代状，列于“状·荐举”类。从学写让表和举自代状的角度看，这种分类当然必要。但若从考察举自代状之兴的角度看，则不能不将其与让官制度结合而论，呈现从让官到举自代之间的活的关联。她进一步认为，文体史研究应该更切实贴近文体生成语境，把文体放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展现其整体结构性的变化。如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一篇，教材常常取作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而该篇现可见最早出于《宋书·乐志》中《步出夏门行》，是该套歌辞的四解之一。教材那样抽取、选段，脱离了歌辞的整体意蕴，难免有不合原意的阐发。我觉得晓红所提出的“走向‘活’的文体史”及其相关研究，无论是对文体学研究，还是对于我的治学方法，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推进和开拓。我对此感到欣喜。

    2017年11月，我在由何诗海、李晓红召集的“文体、文本与文章经国”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致新一代学人》的开幕辞。我所说的新一代学人，主要指八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已经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生力军。我认为，他们的各种条件比我们优越许多，而所面对的困难、诱惑和承受的压力，却比我们当年大得多，他们也有时代局限。但我认为,新一代学者中必有一批“非常之人”，他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宏大的学术格局、开阔的学术胸襟,能超越此局限，抗御此压力,他们必能超越吾辈。这是我对“新一代学人”的期待，当然也是对晓红的期待。晓红勉旃。

    （《中国古代诗歌文体史料集释》，李晓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