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酒忆福公

    说到酒事，我想写的有很多，光那些“第一次”都终生不忘。

    可笑的：第一次见同伴喝醉，我送他回家，从扶他进门到我出门，几十分钟，他一直在给他父亲行标准军礼，可他没当过兵；

    悲催的：我第一次喝醉，竟是在自己的婚宴结束后，伴随着呕吐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

    正义的：我第一次见义勇为是在高中毕业当晚，与同学小酌，酒精提升了我明察秋毫的能力。上厕所路上我发现有人行为异常，唤来同学使之犯罪未遂；

    丢人的：第一次逃离酒场是遇到一个海量之人不断挑战。哪知出了酒店更丢人——我在人行道上东摇西晃，屡屡撞到旁人，不断与被撞者怒目相对，不断嚎叫“看什么？”不断摆出迎战的架势。这些都是目击者中我的学生告诉的；

    尴尬的：春节前朋友在豪华酒店设宴，我应邀出席，遇到某领导，热情地把领导让进屋。刚喝了两杯，领导接过电话才知道进错屋了。主人极力挽留：“您能和我们这些书生一起喝酒太难得了！”我们第一次让领导尴尬得似乎总在想“Tobeornottobe”；

    玩命的：第一次玩命拼酒是为我负责筹建研究基地的办公楼。那天请负责此事的领导喝酒，他先是说他喝一杯我得喝两杯，后来不断提高对我的要求，涨到1:5的时候，我不敢喝了。他说，你只要喝了，那个事好说。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抬到医院救治的；

    打擂台的：第一次打擂台喝酒，是1986年9月，在湖南益阳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受当时热炒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影响，李福田先生提议会议结束宴会上搞一场喝酒擂台赛。东道主是主队，外地专家是客队。那天我是客队先锋官，被对方先锋击败，主队获胜继续坐擂，客队派下一个人上场，如此这般。与一般酒场不同，我们特别讲究礼仪。对饮者都学着围棋擂台赛棋手们的样子，先向对方行鞠躬礼，然后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举止优雅。最后，双方主帅相遇了。我们主帅就是李福田。起初，两主帅彬彬有礼，光喝酒不怎么说话，只有我们这帮喝高了在一旁起哄的喧闹声。很快，主队主帅不再矜持，再后来，他开始一段又一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无论严肃背诵时，还是背诵完笑着，都像个要干坏事的孩子。李福田满脸通红，嗓门也高起来，但表情和坐姿依然稳重，还能纠正对方背诵的错误。第二天我们都打听：昨晚谁赢了？李福田听到便笑：众人皆醉我独醒，可有谁给我作证呢？

    现在知道李福田的人越来越少了，上网搜这个名字，有经济学家、书法家、医生……唯独没有那位曾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鼎鼎大名，江湖上称作“福公”的李福田。福公1931年生，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一个很有学问、很有眼光、特别敬业的大编辑。福公的学问功底好，源于他长期的史料积累和文献收藏。他聊天的学术含量很高，也有趣。我出席的学术会议，只要福公在，他住的房间一定会有很多人，听他一人主讲。我许多近现代文化史料及线索都是听他“侃大山”得到的。他的编辑眼光和敬业精神举一例为证。薛绥之先生带领山师聊城分院的老师编了11本《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因耗资太大，被一个又一个出版社退稿。薛先生找到福公，就冲他有学问、有眼光、而且能干预领导决策。果然，天津人民出版社历时六年出版了这部近300万字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福公是责任编辑之一。事实既证明薛先生找对了人，也证明这个选题福公看得准。近40年来，这套书是一代又一代鲁迅研究者使用率最高的书籍之一。主要因为福公，天津人民出版社在1980—1990年代推出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书籍，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北京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这部近500万字的大型资料工具书，也是被出版社纷纷拒绝。虽然谁都知道此书的价值，但谁都不愿意做赔钱的事，何况这样的书每个字都可能出“硬伤”。这么多文字何时编完？这样的书稿即使有出版社愿意出，也少有编辑愿意接。结果，又是天津人民出版社接了，福公一人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他还为《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数十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著作担任责任编辑。也是因为福公，以书代刊的《鲁迅研究资料》长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公还以行侠仗义闻名，常听前辈学人讲他“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故事。福公没有任何官衔，在单位里却像个青天大老爷，常常为民做主。普通职工若有投诉无望的冤屈，常找他倾诉，实在看不下去，他就为民请命，并屡屡讨回公道。有一次，某领导处事严重不公，福公劝领导收回成命，该领导却跟他唱高调打官腔。福公顺手抓起一个墨水瓶，高喊“我砸玻璃了！”领导才好好说话了。最令人感佩的是，某国家级学术单位下属机构职称评审太不公道，福公竟然专程跑到北京打抱不平……据说以上故事都发生在福公喝酒之后，唤起了我对武松替朋友伸张正义之前豪饮的联想。

    1994年我和几个朋友策划了一套学术丛书，原定在天津某出版社出版，交稿一年后没有动静。原责任编辑编完这套书退休，新的编辑室主任竟不给出了。绝望中我们想到了福公。因不是他所在单位故没抱什么希望，我们找福公纯粹是当时年轻气盛，想吐吐这口恶气。福公很气愤，当着我们的面就给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打了电话。几个小时后，那个出版社答应给我们出书了。当晚我们要请福公喝酒，他拒绝了，怎么说也不行。后来在北京、在青岛、在天津好几次机会我要为他设宴，他总是笑嘻嘻地拒绝，却拒绝得不容分说，只是每次都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一位前辈告诉我，福公听不得别人以感谢的名义请他喝酒。

    2015年我到南开大学给博士论文答辩，想去看望福公，却得到噩耗：他已经去世了。我当时难过地一个人跑出去，在南开校园里静坐着，仰头想对上天说：“福公，我不说感谢了，可您不给我们机会了！”

    最近才弄清福公逝世的时间：2012年11月10日。今后每年这一天，我将祭福公一杯。